在2007年全国医政工作会议上，卫生部向各地各级医院提出规范医疗执业环境、和谐医患关系的5个要点，特别强调，对急诊抢救患者须严格执行首诊负责制，对需急诊抢救的患者，医院、医生必须坚持先抢救后缴费原则，坚决杜绝见死不救等违规违法行为。（见3月31日《新京报》）医院“见死不救”、“先收费后抢救”的例子时有所闻，对此，医院与媒体一直各说各话：医院认为自己是独立经济实体，某些患者的恶意欠费会增加医院运营成本；舆论则谴责医院作为公共卫生机构，有违救死扶伤的职业道德。如今，卫生部要将“先救人后收费”作为医疗单位的规范之一来落实，是对民间呼吁已久的“公立医院应回归公益本位”做出的积极回应。

    此前，江苏等多个省市也作出过类似规定，但坦率地讲，并没有收到预期效果。因而，在我看来，即便这次的表态来自于卫生部，但说到底，它还是一种道德的倡议。如果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和机制保障，恐怕这样的道德倡议除了“看上去很美”外，难以结出实实在在的果子。

    要切实保障医院做到“先救人后收费”，杜绝“见死不救”，应解决这样两个矛盾。

    其一，要把医生的道德感与医院的利益考量捆绑在一起。我们需要承认，的确有急救之后欠费的现象，这从医院的角度，也很难处理。于是一些医院不得不规定，科室出现欠费离开的病人，医护人员要按照一定比例替病人还钱。这就导致了部分医护人员见到拿不出钱的病人总会掂量掂量“先抢救”的后果。而要打消医生、医院的顾虑，政府部门必须要意识到：治病救人不是一个医生、一家医院的事，患者首先是公民，需要国家的保护与扶持，相关部门必须在“急救欠费”上担负起一定的责任。也就是说，光有口头的谴责是解决不了制度性弊病的，得拿出相应的补偿政策才行。

    其二，尽管医院“见死不救”是一件人人都知道会被谴责的事，却没有明确的法律处罚规定。换句话说，从法律的角度讲，你没有交钱，医院“见死不救”承担的只是道德谴责，而无须承担法律制裁。因而，作为已经沦落到医生职业道德底线之下的“不见钱不治病”，是需要上升到“见死不救要惩罚”的法律层面的。事实上，在西方一些国家，对医疗、公安等领域的“见死不救”，均有很强的制裁力度。

   “见死不救”的医疗怪象正在颠覆着我们的道德感。在“先救人后收费”没有具体可行的操作实施细则之前，在具体经费尚没有制度保障的前提下，我担心，即使是卫生部公开出面说“必须先救人后收费”，恐怕在很多人的理解中，也只是停留在倡议的层面。因此，现在最需要的是拿出明确的措施，让政府公益之手与法律制度规定相辅相成，来消除当前医院“见死不救”的尴尬。（毕诗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