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岁末，43岁的歌星毛阿敏在上海产下一个健康男婴，喜事随即在网上引发一片质疑：毛阿敏前几年生过女儿，如今又产一子，国家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难道对明星就没有约束力？

    演艺圈和体育圈内明星的超生问题并非个案。景岗山和马葭有两个孩子，足球明星郝海东也有一双儿女。在超生的明星中，有人是已经拥有外国国籍，比如拥有美国国籍的陈凯歌和陈红夫妇生了两个孩子，拥有瑞典国籍的韦唯和前夫生下3个孩子。不过对于一些国籍仍在中国的明星来说，他们的超生则难免有“拥有特权”之嫌。

    电影演员章子怡日前接受记者采访，在讲到自己将来的生活目标时称：“有漂亮的房子，几个小孩，几条狗。我有条件有培养能力，为什么不生呢？培养出人才建设国家。”章子怡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在演艺圈内颇具代表性。

    对于明星超生，在一家测绘机构任职的孙女士说：“多生几个孩子，很多人都想，一对夫妇只能生一胎是国家的政策啊，如果超生了，我的工作有可能就没有了。人家明星是自由职业者，不受单位限制，经济上又允许。但普通老百姓没有这些条件。”

    曾以卖月球土地为人所知的“月球大使馆”CEO李捷认为：明星也是公民，国家政策对每个公民都是一视同仁的。对于那些超生的明星，如果真有外国国籍，中国的这条法律对他是无效的。如果他所在的那个国家鼓励多生，那他多生说明他爱国。我们看待名人超生现象需要理性，不能感情用事。

    李捷说：“听说新加坡就鼓励高智商的人多生孩子，因为，高智商父母比低智商父母生聪明孩子的几率要高。新加坡的法律还规定，如果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妇女生第二胎，就要处以罚款。”他认为，实际上我国计划生育的重点应该在农村而不是城市，名人超生受到指责的背后，显示出民众对社会分配不公的一种发泄。

    李捷主张对明星、富人超生应该加大惩罚力度，“环保为何搞不好，就是因为惩罚力度太低，对明星超生也要有相应的惩罚措施。”

    在搜狐网进行的“你怎么看待名人超生现象”的调查中，62.77％的网友认为他们是依靠财富名气挑战生育公平权。而在该网的另外一项“你认为下列哪些措施能严惩名人超生”的调查中，68.96％的网友认为“经济上的重罚”和“不能参加各种评选”这两项措施的作用都不大。

    “尽管对于明星富人超生问题，大众表现出来的是无可奈何的态度，但这个问题最后还是会落到对制度本身的疑问上。”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张燕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超生问题让我们看到制度在面对有权有钱有势阶层人士的时候，就显现出自身的不完善和无力。而造成这个后果的直接原因是我们当初制定这个基本国策的时候，社会背景和现在不同。当时社会是一元化的社会制度，人都是单位的人，更容易受到制约。但是现在人的身份变得多元化了，这就涉及到及时修改法律法规的问题。”

    张燕说：“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除了明星富人超生严重，还有那些从农村来到城市里的社会底层人群，比如卖鸡蛋的，收废品的，也在超生，计划生育政策目前似乎只能对一定体制内和一定组织内的人起作用。这应该引起重视。”(记者 桂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