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召开的第二天，胡锦涛总书记在参加上海代表团的审议时强调，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不失时机地推进改革。

    此前一天的政府工作报告，有人统计，温家宝总理谈及“改革”83次，涉及“体制”29次。

    再翻开“十一五”规划纲要草案，会发现“深化体制改革”一篇的头一章，便是“着力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这一篇，共五章，十六节，谈的都是改革攻坚必须啃的硬骨头。

    上述一切，似乎可以解读为中央在理性回应前一段有关改革的种种议论和争论。若再仔细研读2003年10月召开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你也许会将上述种种，更看作中央高层对我国推进改革的决心与路线图的一次细致重温。

    改革首先必须坚持。中国的改革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自1978年破题至今，27年的实践证明，中国的繁荣富强离不开市场化改革带给我们的蓬勃活力。

    而改革至今，尽管我国已初步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体制完善的任务仍相当艰巨：经济结构不合理、分配关系尚未理顺、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就业矛盾突出、资源环境压力加大、经济整体竞争力不强等等，仍在困扰着发展中的中国。其背后，则是身处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中国至今尚未被破除的种种体制性障碍，以及诸多与市场化背道而驰的思想和理念。

    必须坚持改革的另一个原因，在于27年的改革之后，我们必须在理性审视已有改革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必要的深化。作为一个转轨中的大国，中国的改革没有现成的经验和路径可循，特别是在解决原有体制深层次障碍的探索实践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不完善之处，也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诸如“看病贵、上学难，房价居高不下，收入差距过大”等问题，只有靠进一步改革来解决。这其中有的需要攻坚，比如铁路、电力、石油、电信、民航、邮政、烟草、盐业和市政公用事业等垄断行业的改革；有的则需要进行更科学的深化，如医疗、教育、住房、收入分配等领域的改革。

    革除旧体制的弊端需要改革，解决建立新体制遇到的新问题需要改革，这一切呼唤的是更彻底的改革，而非就此止步不前。正如胡锦涛所说，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说到底要靠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改革又必须加快。从外部看，上世纪90年代以来逐渐加快的经济全球化与信息化，为世界各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特别是其间伴随的国际间产业转移，对我们这样一个具备劳动力数量和成本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尤为有利。但这一优势，也会随着中国经济素质的全面提升而逐渐弱化。因而，中国能否利用好本世纪头20年的战略机遇期，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迅速壮大，并为下一步现代化建设的跨越发展奠定好基础至关重要。

    但机遇不只摆在中国面前。“高盛”引起广泛关注的“金砖四国”(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之说，恰从另一侧面证明了我们发展面临的竞争之激烈。这样的局面之下，要求开放进程更加科学有效，也就是说，抢抓机遇与国际竞争，促使中国必须加快改革。温家宝所说的“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重大决策。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加快推进各项改革”，内涵十分深刻。

    再从内部看。随着改革和发展的渐次深入，中国开始进入矛盾凸显期。要想解决多年积累下的旧矛盾、老问题和新形势下遇到的新矛盾、新问题，都必须仰赖于改革。这样才能从内部进一步理顺各方面关系，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

    改革拖延不得，否则不仅会丧失全球化发展机遇，而且也可能导致改革进程中某些改革不完善、不协调、不到位引发的缺失、扭曲现象，因过长时间的搁置而被放大或固化，并成为下一轮中国前行的新阻碍。

    胡锦涛此次就特别强调：要不失时机地推进改革，切实加大改革力度，在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改革的新突破。

    改革还必须不断走向完善。有社会学者指出，由于社会定型先于体制定型，要防止一部分强势利益集团在改革中可能左右甚至部分程度地扭曲改革。有经济学者则直言不讳地点出当前改革面临的四大缺陷：即各级政府的资源配置权力仍然过大；法治环境迟迟未能建立；公共服务非但没有加强反而有所削弱；由粗放到集约的增长模式始终难以建立等。

    因此，改革需要能够超越部门利益的科学设计与规划，需要更公开透明且更广泛的公众参与，需要不折不扣、一视同仁地强力推进，需要冷静理性的细致完善。只有这样，改革的推进才能从根本上获得最广泛的共识和持久动力。

    这也是为什么胡锦涛要在强调不失时机推进改革的同时，指出要注重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使改革兼顾到各方面利益、照顾到各方面关切，真正得到广大人民群众拥护和支持。

    改革的成果如果不能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共享，就很难得到他们的拥护和支持；而得不到广大人民群众拥护和支持的改革，不仅有悖改革的初衷，而且也无法坚持下去。（文/本刊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