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语：
    告别辉煌“十五”，面向未来，中国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这个新起点来之不易：过去5年间，面对动荡起伏的国际环境，面对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和重大自然灾害的严重冲击，面对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不稳定不健康因素，各地区各部门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审时度势，积极应对，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推进改革开放，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跃上了一个崭新的台阶。

    这个新起点充满机遇：未来5年，我们依然处于难得的国际战略机遇期，我国经济社会总体上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特别是经济运行的稳定性有所提高、发展的协调性有所改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有所突破，这无疑为我们阔步前进奠定了坚实基础。

    这个新起点也面临挑战：应该清醒地看到，经济发展中长期积累的矛盾和问题还很多，同时又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譬如经济增长方式比较粗放，发展不平衡矛盾依然突出，体制机制还不完善，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许多问题还有待进一步解决。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应更加沉着、理性、自信地面对未来。这种沉着和自信源自于我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深刻认识，源自于我们对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从容驾驭，更源自于我们对科学发展观的真正树立和落实。

    新的起点，新的希望。今年是实施“十一五”规划的开局之年。要开好局、起好步，必须深刻领会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明确新起点的指导思想、发展目标和主要任务，才能把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科学发展轨道。正是基于这个目的，本刊编辑部隆重推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这组专题报道，以期对广大读者有所帮助。

发展新理念篇
科学发展观领航发展新纪元

本刊记者 薛凯 陈孟阳 刘菁

    跨入“十一五”，中国正迎来一个新的发展纪元。中国“为什么要发展”、“为谁发展”、“靠谁发展”、“怎样发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这一系列关乎中国发展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需要新的解答。
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议工程首席科学家杨春贵告诉记者：“历史一再证明，中国经济社会每一次大的发展，社会主义事业每一次新的飞跃，都离不开指导思想上的创新与突破。正是在这一重要历史时刻，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审时度势，高瞻远瞩，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重要战略思想。”

准确领会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

    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认为，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创立的情况比较相似，主要是针对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和积累的新经验，并在对前人的理论和实践进行科学总结和集成创新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他认为，科学发展观是要在统筹兼顾中达到以人为本的发展。这是我们在“发展”问题上应当采取的正确方针。它包含了三个重要理念：一是发展，这是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二是以人为本，这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三是统筹兼顾，达到全面、协调、可持续，这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
而我们强调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实现又快又好的发展。所谓“又快又好”，一是指发展的速度要与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以避免走偏重数量扩张、单纯追求增长速度而忽视经济质量和效益的老路；二是指快速发展要与平稳发展相统一，避免大起大落、经济波动过大而造成重大损失；三是指经济快速发展要与加大社会建设力度、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相统一，以解决经济、社会“一腿长一腿短”等问题。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落实科学发展观

    “十一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全面贯彻落实好科学发展观，必须准确认识我国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专家们认为，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发展已经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

    这是我国发展指导思想上的新起点。辽宁省省长张文岳在接受半月谈记者专访时指出，“十一五”规划是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大战略思想后编制的第一个五年规划。从中央“十一五”规划《建议》看，更加注重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更加注重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把握和调控，更加注重发挥政府的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职能，体现了从直接向间接、从微观向宏观、从经济管理向经济社会管理的转变。规划不仅注意研究和把握经济全球化进程、科技进步的趋势、国内外市场环境变化与经济周期波动的基本脉络，研究和把握了国内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所引起的社会经济关系变化以及这种演变趋势对中长期发展的影响，也研究和把握如何通过规划引导经济结构优化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缓解资源约束、减轻环境压力以及经济发展空间布局的优化和制定兼顾经济增长与提高人民福利、促进社会和谐的思路及政策。规划明确了新的发展目标，提出了新的发展理念，增强了新的发展动力，开拓了新的发展空间，运用了新的发展手段，确定了新的发展眼光，制定了新的发展战略，是谋划科学发展的宏伟蓝图，是促进社会和谐的行动指南，是动员和指导全党全国人民实现又快又好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这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新起点。“十一五”规划是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后编制的第一个五年规划。国家发展和改革委主任马凯说，党的十六大明确了第三步战略部署的阶段性目标：在本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要经过3个五年规划的努力。因此，“十一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这一阶段的发展既要承继好前一阶段良好的发展势头，又要为后十年的发展打好基础。

    这是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新起点。一组宏观统计数字显示，到“十五”末期的2005年，中国经过连续多年高速增长，综合国力稳步提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2万亿美元；人均GDP超过1万元；财政收入增加到3万多亿元。马凯评价说：“从经济发展周期看，从‘十五’中期开始，我国彻底摆脱了亚洲金融危机的阴影，经济发展进入新一轮增长的上升期。”在这新一轮的增长中，也出现了一些不稳定、不健康因素，部分产业低水平盲目扩张、生产能力过剩等不良后果，在“十一五”开局之年很可能显现。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推进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把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这是我国对外开放的新起点。“十五”时期，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这标志着中国已进入了一个更大程度、更广范围、更深层次上对外开放的新阶段。入世进一步拓展了我国对外开放的发展空间，国内产业也经受住初步的竞争和考验，获得了有力的发展。目前，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已居世界第3位，外商直接投资和国家外汇储备居世界第2位。马凯说，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日益紧密，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受世界经济和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也在加大。“十一五”规划的第一年，我国入世后主要产业和产品的过渡期将结束。为此，我们必须增强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和我国全面开放条件下谋划发展的能力，妥善应对扩大开放过程中面临的各种挑战和风险，既要体现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紧迫感，又要充分考虑世界政治经济的不确定性，考虑到可能遇到的挑战和风险。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长期指导思想

    这个“新的历史起点”，也是我国发展中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口。考察本世纪头20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十一五”正处于承前启后的关键阶段。能否抓住这个“黄金发展期”，成功度过“矛盾凸显期”，关系着国家发展停滞或全面升级的两种前途、两种命运。中央党校副校长王伟光指出，必须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充分认识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并不仅仅是“十一五”发展的主旋律，而是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长期指导思想。

    专家认为，从国内外形势发展看，未来一个历史时期，我们面临的仍将是一个机遇和挑战并存、机遇大于挑战的环境，一个总体上有利于我们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但不利因素可能增多的环境。
面对沉重的发展任务，我们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资源瓶颈、环境容量的制约日益凸显，对可持续发展构成威胁。比如，我国2004年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份额为4.4%，而当年消费的原油、原煤、铁矿石、钢材、铝材、水泥，却分别占全世界消费总量的7.4%、31%、30%、27%、25%和40%。在资源方面，我国人均拥有量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石油、铁矿石等重要资源新增量的多数都依赖进口，资源的掠夺性开采和低水平利用比较严重。在环境方面，我国整体环境质量恶化的趋势尚未得到根本扭转，一些重大污染事件时有发生，环保问题逐渐成为影响稳定的新因素。

    ———利益调节、社会和谐的任务十分繁重。随着中国经济的“蛋糕”越做越大，如何“切蛋糕”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不平衡加剧，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就业形势严峻，社会保障制度滞后，社会冲突频频爆发，社会不稳定因素大量存在。统计显示，全国还有几千万城乡人口生活困难，用以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已超过0.45。

    ———经济全球化造成的外部风险日渐增多。发达国家在科技等方面的领先优势继续对中国构成竞争压力。我国外贸依存度已达70%，外贸波动可能影响整个国民经济运行。国际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将对中国经济增长构成制约，如我国60%的铜精矿、50%以上的氧化铝、40%的石油、30%以上的铅精矿都来自进口。国际上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贸易摩擦可能对中国一些产业造成冲击，2005年中国已连续11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国际金融市场波动风险和投机资本的冲击，对中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构成威胁。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发展的良好机遇：

    ———在科学发展观指引下，“十一五”期间，中央确定的各项战略新举将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2006年一开春，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就呈现出健康繁荣的气象。新农村建设的各项部署正在加紧细化和落实，反哺三农、财政倾斜将为广大农村注入新鲜血液；公务员制度、文化体制等攻坚改革进入操作阶段，影响发展的体制障碍进一步扫除；就业、社保、扶贫、环保、教育、卫生等关系民生的领域新举迭出，弱势群体受到更多关爱；各地纷纷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南，规划“十一五”发展蓝图，推动发展模式转变……这些战略新举的贯彻落实，必将推动整个经济在快速增长的同时，实现发展质量的提升，并使群众从发展中受益。

    ———中国仍处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和工业化、城镇化加快的时期，有利于经济较快增长。“十五”末，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700美元，居民消费正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人们提高生活质量、扩大服务消费的需求强劲，必然会拉动消费，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学家厉以宁认为，中国目前正处于投资的惯性阶段、消费的升级阶段与固定资产的更新阶段，这些都将成为经济继续保持强劲增长势头的动力。他说，目前最重要的是加紧经济体制改革与技术升级换代的步伐，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

    ———“两个不变”将为中国经济发展创造良好外部条件。马凯解释说，这“两个不变”：一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基本态势不变，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需不会大减；二是国际产业转移和技术扩散的趋势不变，国际区域合作加强，有利于中国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扩大发展空间。

    王伟光指出：“在这样一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国内外环境中，要实现经济社会平稳和较快的发展，只有坚持科学发展观。而我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国情的长期存在，则决定了我们在整个现代化建设中必须长期坚持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的思想正向纵深推进

    科学发展观提出两年多来，正在中国的各个地方、各个领域得到贯彻实施，诸如环保、新农村建设、自主创新等领域，都取得了一定进展，越来越显示出其伟大的实践价值。与此同时，这一思想体系自身也在不断丰富和完善，特别是伴随着“十一五”规划的制定，科学发展的思想正在各个领域向纵深推进。

    “以人为本”的思想更加丰富。“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灵魂，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2005年末，胡锦涛总书记在青海看望高寒地区困难群众时，鲜明地提出了“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理念，进一步升华了科学发展观。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孟建柱特别告诫基层干部，改革要从群众最关心、最现实、最希望解决而且能够办到的事情做起，让老百姓在改革发展中受益，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要怀着深厚感情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要重视解决群众反映的具体问题，及时化解矛盾。群众反映的问题如果不及时解决，就会越积越多，使群众的不满和失望情绪越来越大，就有可能使矛盾在积累中激化。

    随着我们对科学发展观认识的不断深化，我们党的执政思想、执政理念、执政方式也在不断创新，为各个领域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发展新目标篇
七大目标勾勒“十一五”新景图

本刊记者 颜彦 李力 吕雪莉 张涛 实习记者 林长森

    综合考虑未来五年我国发展趋势和条件，“十一五”时期要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取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阶段性进展。这是党中央对“十一五”发展目标的总体要求。

    从经济增长、资源环境、自主创新、改革开放、社会发展、人民生活和民主法制等七个方面，党中央为我们勾画了“十一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蓝图，体现了“十一五”时期的阶段性特征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

    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和降低消耗的基础上，实现201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这是从产出方面提出的代表性目标。
国内生产总值是反映一个国家经济规模、综合实力的代表性指标，其增长速度是确定其他发展目标的重要基础，也是制定宏观调控政策的重要依据。

    　“这个目标是根据党的十五大、十六大精神，充分考虑‘十五’时期发展的实际提出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主任马凯说。党的十五大和十六大明确要求，到2010年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十五”时期，我国年均经济增长达到9％以上，超出实现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要求的7.2％的速度。据此测算，“十一五”时期年均增长速度达到5.7％左右，就可以实现经济总量十年翻一番。这样一个目标明显偏低，不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

    马凯进一步分析说，“十一五”时期，我国具备经济持续较快增长的市场空间、物质基础、体制保障和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我们在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的基础上提出了更高的目标，要求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考虑人口增长因素，“十一五”时期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只要达到7.5％左右，即可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的目标。从需求和供给条件分析，7.5％目标的实现是可能的，与“十五”时期年均增长9％以上的速度相比也是比较稳妥的。

    为避免单纯追求增长速度的倾向，明确要求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必须建立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和降低消耗的基础上。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十五”期末降低20％左右，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基本遏制，耕地减少过多状况得到有效控制。这是从我国土地、淡水、能源、矿产资源和环境对经济发展已构成严重制约的实际情况出发，在投入方面提出的重要目标。

    我国资源禀赋较差，生态环境比较脆弱，支撑经济增长的能源和重要矿产资源都严重短缺，如何有效化解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尖锐矛盾，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峻考验。值得注意的是，投入指标首次被列入国家五年规划。“既有产出的导向，同时又有投入的导向，这使五年规划的目标体系更加完整。”马凯说。

     到201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要比2005年降低20％左右，这意味着“十一五”时期年均节能率要达到4.4％左右。马凯分析说，虽然这几年我国能源消耗增长速度快于经济增长速度，但这并不代表我国经济发展的常态，也说明我们节约能源的潜力还很大。他指出，“十一五”时期只要我们进一步强化能源节约的政策导向，大力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开发和推广应用节能技术，加强能源生产、运输、消费各环节的管理，这一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针对这几年我国生态环境恶化趋势没有得到根本遏制、土地特别是耕地减少过多的情况，各个部门也提出了应对之策。国家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指出，重中之重是污染防治(水、空气、土壤)，保障饮水安全又是首要任务。国土资源部则提出，“十一五”期间，保护资源将更加严格规范，使耕地减少过多的状况得到有效控制。

    近几年来，西部的青海省着力于扎扎实实抓生态、打基础和加快培育、壮大特色经济。省委书记赵乐际指出，未来五年，青海省无论是经济建设，还是社会发展，都要更加注重从资源、民族、文化特点和比较优势出发，扬长避短，纳入特色发展轨道，形成竞争优势。要努力形成特色禀赋与竞争优势相结合的产业结构和经济体系。按照因地制宜、尊重规律、尊重群众的要求，以农牧民增收为中心，继续大力发展高原特色的种植业、畜牧业，提高比较效益；发展龙头企业，推进农畜产品深度加工，提高转化程度和增值水平。按照新型工业化的要求，继续大力加强盐湖、石油天然气、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生物资源的综合开发，提高资源利用率和加工增值水平。大力推进优势资源联合开发和产业融合，鼓励企业循环式生产，推进产业循环式组合，推动青海优势特色产业向提高规模扩总量、综合利用上水平、精深加工上档次转变，加快形成能源资源集约利用、节约利用的经济增长方式。

     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国际竞争力较强的优势企业。这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使企业成为自主创新主体的具体体现。

    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重要保障，是“十一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任务。

     马凯强调指出，产业结构不合理是中国经济增长中资源消耗多、环境污染重、整体素质不高和运行不稳定的重要原因。产业结构不合理的重要原因是缺乏核心技术、缺乏自主知识产权、缺乏世界知名品牌，这三个“缺乏”集中起来就是自主创新能力不强。所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战略，摆在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

     企业是市场竞争和创造财富的主体，也是实现自主创新的主体。我国只有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国际竞争力较强的企业，才能适应全球经济竞争、科技竞争的形势，才能有效化解科技瓶颈和资源瓶颈制约，也才能逐步使我国的经济发展从单纯的技术引进、加工组装向自主创新、自主制造转变，从单纯依靠低价优势、数量优势向技术优势、品牌优势转变，逐步改变单纯依靠消耗资源和污染环境为代价的低端产品“世界工厂”的格局。

    着力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是涉及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一项系统工程。科技部部长徐冠华指出，科技部将重点抓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把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科技工作的中心任务，把实施好16个重大科技专项作为提升国家整体创新能力的龙头；扭转社会公益类研究力量相对薄弱的局面；努力在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领域取得更多新的突破。二是把体制创新作为推动科技创新的主要杠杆，科技宏观管理改革要有大的进展；集成各路科技力量，优化配置科技资源；加快推进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三是把优化创新环境作为加强自主创新的重要保障，完善开放共享、绩效考评等机制和政策，形成完整的科学数据和资料共享标准规范体系；继续推进科技评价制度、奖励制度和科技人才管理制度改革，优化学术环境和人才成长环境，形成鼓励探索、宽容失败、敢于冒尖、甘心寂寞的创新文化氛围。

    “十一五”时期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开放型经济达到新水平的重要时期。这既是实现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和有力保障，也是“十一五”期间必须着力实现的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领域的改革都取得了重大进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但体制机制障碍依然不同程度地制约着发展，改革不到位、体制机制不完善是经济社会发展中诸多矛盾和问题产生的重要根源。这一问题不解决，深层次的矛盾就难以化解，发展不仅难以全面和协调，而且也难以持续。

    我国的对外开放已经发展到把提高开放水平和质量放在更重要位置的阶段。我国具备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综合优势，具备继续较大规模承接国际投资和产业转移的条件。“十一五”时期，我国对外开放面临更加复杂的国际环境，经济全球化既孕育着机遇，也潜伏着风险。近几年围绕纺织品出口、知识产权、人民币汇率、能源资源等方面的外部压力逐步加大，今后来自国际社会的技术壁垒、环境壁垒、反倾销等贸易摩擦也会增多，新的矛盾和问题还会继续出现。

    商务部部长薄熙来表示，今后五年我国商务工作的主要目标是：统一开放的国内大市场基本形成，外贸增长方式明显转变，利用外资质量显著提高，“走出去”实现跨越式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基本协调，规范、高效的商务工作机制运转顺畅。
普及和巩固九年义务教育，城镇就业岗位持续增加，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健全，贫困人口明显减少。这是针对我国社会发展中存在的四个突出问题提出的导向性目标。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局出发，着眼于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形态已经和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提出的又一重大战略思想和重大任务。马凯强调，“十一五”时期要从认真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以扩大就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理顺分配关系、发展社会事业等为着力点，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取得新进步。　

     我国城乡、区域发展的不平衡，首先表现在生活在农村和城市的居民、居住在不同区域的人口享有的公共服务有较大差别；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也主要在于公共服务分配不公，导致了人们参与发展的起点不公、就业机会不公。因此，健全并公平地分配公共服务，是“十一五”时期社会发展的首要任务。

     发展教育既是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也是实现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转变的根本途径。教育部部长周济指出，尽管总体上我国已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但仍有部分农村地区、民族地区、农村贫困家庭子女没有完全、真正享受九年义务教育，辍学率很高。普及和巩固九年义务教育仍要作为“十一五”时期教育发展的重中之重。

     就业是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也是我们要长期面对的难题。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田成平表示，要坚持把促进就业放在优先位置，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千方百计扩大就业。“下一个5年，我国城镇将有4500万人走上工作岗位，登记失业率将控制在5％以内。”田成平强调，今后几年就业再就业工作的重点仍是解决体制转轨遗留的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问题和重组改制关闭破产企业职工的安置问题，同时有步骤地统筹城乡就业和提高劳动者素质，探索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促进就业的长效机制。

     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既有利于扩大消费需求，使经济增长更多地建立在国内消费需求增加的基础上，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石，有利于社会和谐进步。

     田成平表示，“十一五”期间，要以确保发放、扩大覆盖和完善制度为重点，进一步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继续把确保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作为养老保险工作的首要任务，同时要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要继续完善城镇职工各项保险制度、解决进城务工人员社会保障问题和积极探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措施。

    扶贫减贫是政府的重要职责。我国扶贫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但扶贫减贫的任务还相当艰巨。即使按年人均纯收入不足668元的低标准，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仍有2610万人，全国还有2200万领取最低生活保障的城镇人口。“十一五”时期，必须进一步加大扶贫工作力度，努力减少贫困人口。

    “十一五”规划《建议》对提高百姓生活水平和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提出了具体目标，即：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普遍提高，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居住、交通、教育、文化、卫生和环境等方面的条件有较大改善。

    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既是我们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也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部长卢中原表示，今后政府新增财力将重点投向农村、农业和农民，而且增长幅度还会大大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解决教育、卫生、贫富两极分化等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使经济增长惠及大部分人，减少发展成本，是我国“十一五”规划要重点解决的问题之一。当前，我国已全面取消农业税，“皇粮国税”这个概念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在医疗卫生领域，我们也要力争基本建立全民健身和医疗卫生体系，实现平均每千人医生数达到2.5人左右，超过目前中等收入国家1.8个的平均水平。同时基本健全农村公共卫生体系。

    “十一五”期间，我国将全面掀起农村公路建设热潮，新改建农村公路120万公里，基本实现全国所有具备条件的乡镇、建制村通公路，95%的乡镇和80%的建制村通沥青路或水泥路，同时实现路通车通。交通部部长李盛霖表示，到2010年底，中国县乡公路总里程将达到180万公里，比2005年增加30多万公里。

    “十一五”时期，我国经济将积极融入全球化，生产和消费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劳动生产率提高使得产品和服务生产能力大幅提高，内需不足特别是消费需求不足可能使经济运行和发展面临较低的通货膨胀压力。从总体看，“十一五”时期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年均上涨3%是一个比较理想的“价格基本稳定”水平。

    让老百姓喝上干净的水，呼吸清新的空气是中央对亿万人民群众的郑重承诺。天津市市长戴相龙向半月谈记者坦言：过去我在人民银行工作，坐车穿过长安街，一般是不看街面的，或埋头看文件或想事情。到了天津以后，我坐在车里，则习惯透过车窗东张西望，朝上看看天气怎么样，朝下看看街道干净不干净。为什么？因为人们越来越期望生活在一个环境优美、秩序良好、生活便利、人际关系和谐的文明城市之中。我们必须直面这些严峻的挑战，解决老百姓最关注的现实问题，让全市人民喝上干净的水、呼吸清新的空气、吃上健康的食品，在更好的环境中生产生活。让我感到欣慰的是，这些年天津尽管受到部分能源和资源的约束，但由于我们合理组织和配置资源，仍保证了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天津一直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目前已初见成效：“十五”时期天津市万元生产总值能耗已下降22%，新型工业化水平连续两年在全国各省市区中位居第一，能源消耗大幅度下降，经济增长所需能源有一半是靠节约获得的。这些年，天津以创建最适宜人居和创业的现代化国际港口大都市为目标，人与自然日趋和谐。城市地下管网更顺畅了，市容环境更整洁了，环境空气质量整体处于二级良好水平，全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超过36%。通过我们的努力，天津被命名为全国节水型城市，并成为中国首个获得国家环保模范城市称号的直辖市。应当说，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但是，展望“十一五”发展规划，我们的任务还很重，身上的担子并不轻松。我曾多次到一些环境受到破坏的郊区调研和办公，有些地方的污染仍然比较严重，损害了老百姓的切身利益，让我寝食难安。现在看，彻底解决这些问题非一日之功，还需要长期努力。

    “十一五”规划《建议》提出，“十一五”期间民主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将取得新进展，社会治安和安全生产状况将进一步好转，构建和谐社会将取得新进步。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始终追求和长期奋斗的目标，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张乃剑认为，政府越来越意识到，机会均等和社会公平对于维持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社会和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新的五年规划就是从政策取向上，扭转以往的社会失衡，使弱势群体受到保护，并有机会享受更多的社会福利。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推进和谐社会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和营造社会和谐的重要保障。安全生产和社会治安是经济社会发展中两个十分突出的问题，涉及千家万户，关系人民切身利益。所以，在发展目标的制定中，着重就民主法制、精神文明、社会治安和安全生产提出了目标要求。

    我们要加强和谐社区、和谐村镇建设，倡导人与人和睦相处，增强社会和谐基础。正确处理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畅通诉求渠道，完善社会利益协调和社会纠纷调处机制。

    此外，还要建立健全社会预警体系和应急救援、社会动员机制，提高处置突发性事件能力。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继续推进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深入开展平安创建活动，依法严厉打击各种犯罪活动，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发展新战略篇
四大战略辟出发展新路径

本刊记者 孙爱东 张涛 赵东辉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选择什么样的发展战略，怎样运筹部署战略，对于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面向未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从战略的高度，擘画了未来五年我国发展的新路径。

自主创新战略，
吹响建设创新型国家号角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然而，在自主创新之路上，我们走得并不顺畅。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我们主要通过大规模的引进技术和引进外国投资，以市场换技术等方式来促进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和结构调整。

    但是随着劳动力成本的逐渐提高，我们国家越来越难以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来获得应有利益。比如，一双在我国生产的耐克鞋，我们只挣1美元，可是一经拥有品牌的耐克公司出售，就值上百美元。我们贴牌手机的专利费要占到售价的20％。用我们的劳动力、我们的资源，污染我们的空气与水，让别人挣了大钱。缺乏自主创新，没有知识产权，让我们吃尽了苦头。

    市场换技术，我们换来了什么？“我国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与跨国公司合资生产轿车，可是20年过去了，核心技术人家一点都不转让。”科技部副部长刘燕华说。“核心技术永远买不来。”事实也在证实，由于长期不注重消化吸收，使得我国部分产业陷入了“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泥潭。

    “要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战略，致力于建设创新型国家。要大力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努力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十一五”规划《建议》，首次把自主创新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

    坚持自主创新，绝不是排斥技术引进，而是把在技术引进基础上的学习和再创新作为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路径。实践证明，技术创新能力是内生的，需要通过有组织的学习和产品开发实践才能获得。我国的产业体系要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并使之转化为自主的知识资产，就必须建立自主开发的平台，进行技术创新的实践。近年来，我国在这一方面也积累了许多成功经验。例如，宝钢建设是采取成套设备引进，但宝钢在引进之初就建立了自己的研究开发队伍，一直在消化吸收中学习，整个工程建设的设备国产化率达到80%。他们只用了短短23年时间，就已跃居国际钢铁业第一方阵，进入世界500强。

    刚刚发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强调，到2020年，全社会研究开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到2.5%以上。同时，科技创新不是一项孤立的实践活动，它与经济环境、体制环境、文化环境等密切相关。因此，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必须从体制改革、机制完善、能力建设、环境完善等方面采取一系列配套措施。例如，改革军民分离的科技管理机制，建立军民结合的新的科技管理体制等措施将使科技资源的配置更加有效。

    面对自主创新的艰巨任务，我们充满信心。科技部部长徐冠华说，目前，我国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自主创新能力，在生物、纳米、航天等重要领域的研究开发能力，已经居世界前列。我国科技人力资源的总量是3200万人，研发人员的总数已经达到105万人，分别居世界第一位和第二位，这是我们国家走创新型道路的最大优势。

    各地也开始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天津市市长戴相龙在接受半月谈记者专访时指出，“十一五”期间，天津将把致力于建设创新型城市作为战略目标之一，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战略基点。从历史上看，天津有过工业上的辉煌，是一个具有创造潜力的城市。天津作为我国北方最大的沿海开放城市，是我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之一，引领中国工业发展数十年，曾经创造过许多“中国第一”：第一辆无轨电车、第一台电视机、第一部电话、第一架照相机、第一块手表、第一台缝纫机等。在计划经济时期，天津的飞鸽牌自行车、海鸥牌手表、牡丹牌缝纫机曾是时尚“三大件”中的佼佼者。可以说，这些国产名牌老百姓耳熟能详。但是，不可否认，尽管天津工业门类齐全，基础雄厚，高新技术产业已初具规模，但目前国外的技术、品牌占有绝对优势，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技企业大部分规模小，竞争力较弱，需要大力扶持和积极引导。如果说上一个十年，我们在利用外资上有了很大突破的话，那么在下一个十年，我们必须要在创造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方面有一个重大突破。第一，确立自主创新战略重点。瞄准世界科技发展的前沿，在大力引进国内外先进技术的同时，着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推动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第二，加快科技创新体系建设。重点建立以支柱产业的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快建设以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等高校和在津科研机构有机结合的知识创新体系，建立支持自主研发、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科技服务体系。第三，优化科技创新发展环境。天津将设立科技创新专项资金，制定和完善鼓励企业技术创新、科技投入、科技资源共享的政策法规。依法保护知识产权，推动专利和科技成果资本化。发展风险投资业，建立风险投资退出机制，并加快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进程。第四，自主创新，人才为本。我们要优化创新环境，搭建创新平台，千方百计吸引领军人物和尖子人才，形成雄厚的人才资源。人才管理和使用是一门很大的学问，要有效组织，合理集中，联合攻关，充分发挥人才在自主创新中的关键作用。

    改革开放“先锋”的广东省把实施自主创新战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增强其发展动力和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广东省省长黄华华指出，广东要加快自主创新步伐，抢占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化的制高点，争当自主创新的排头兵。首先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大力整合全社会科技资源，建设结构合理、功能完备、开放竞争的区域自主创新体系。其次要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和市场监管力度，加强标准化工作，着力培育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主业突出、核心竞争力强的大企业（集团）。再次要加强重点领域、重点区域自主创新。鼓励原始性创新，加强集成性创新，完善重大引进技术及装备消化吸收再创新的统筹协调机制，促进外源技术内源化。最后要强化区域与国际合作，走开放型自主创新之路。

可持续发展战略：
将经济社会发展转入健康轨道

    科学发展必须是可持续发展。树立和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就是要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宽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

    然而，可持续发展之路绝非坦途。由于我国人口多，人均自然资源基础薄弱，经济增长方式粗放，这给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牛文元指出，21世纪的中国的发展要接受六大基本挑战：

    一是人口三大高峰在未来的30年到40年将相继来临。二是能源和自然资源在这个发展阶段的超常规利用。据了解，2004年中国对世界经济的总贡献是4.4%，但消耗了全球31%的煤炭、25%的铝材和40%的水泥。这种高消耗使用资源的粗放方式，在未来二三十年还不可能一下子被遏制。三是生态环境状况在中国的整体恶化趋势还在继续。四是中国城市化的巨大压力。五是缩小区域间的发展差距并且解决农民、农业和农村的根本问题。六是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全面建设与国家实力的培育。

    由我国多个部门编制的《中国21世纪初可持续发展行动纲要》，提出了我国21世纪初可持续发展的具体措施：通过国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完成从“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向“低消耗、低污染、高效益”转变。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减轻资源环境压力，改变区域发展不平衡，缩小城乡差别；继续大力推进扶贫开发，进一步改善贫困地区的基本生产、生活条件；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全面提高人口素质；合理开发和集约利用资源，不断提高资源承载能力，建成资源可持续利用的保障体系和重要资源战略储备安全体系；全国大部分地区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基本遏制生态恶化的趋势；形成健全的可持续发展法律、法规体系……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已成为我国政府部门的自觉选择。全国国土资源厅局长会议传出的消息称，2006年国土资源部将继续严把土地“闸门”，进一步增强参与宏观调控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水利部部长汪恕诚在全国水利厅局长会议上宣布，“十一五”期间，我国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将由0.45提高到0.5，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由173立方米降低到120立方米以下……

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着力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联系日益紧密的情况下，“十一五”规划《建议》提出，要着力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加快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继续积极有效利用外资，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面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如何掌握主动权，如何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如何化解上亿条裤子换1架飞机的尴尬，是我们必须加以重视并应对的问题。

    贸易大国，并不等于是贸易强国。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所长裴长洪说，向贸易强国目标迈进，就是既要保持我国中低端产品或生产环节的国际竞争力，又要提高和实现中高端产品或生产环节的国际竞争力，从而实现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变。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修泽教授指出，从更深层次来说，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不仅涉及相关产业问题，而且涉及经济体制问题。必须积极、主动地改革国内现有的体制。从宏观角度来说，重点是改革现有的企业制度、市场制度、分配制度和政府管理制度，以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接轨；从涉外体制本身来说，重点有三个方面：一是外贸体制改革，加快内外贸一体化进程和贸易便利化进程；二是外资管理体制改革，拓宽投资领域；三是围绕“走出去”建立与中资跨国经营相应的体制，并尽可能增加新体制的适应性。

    广东省大力实施的经济国际化战略取得了显著成效。省长黄华华告诉记者，下一步他们准备改进和完善招商引资方式，进一步提高吸收外资的质量和水平。切实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实现出口增长方式由创汇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形成国际贸易新格局。逐步建立与国际接轨的涉外经济管理体制。做大做强内源型经济，重点加快民营经济发展。切实落实CEPA（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提高粤港澳合作水平，进一步扎实推进泛珠三角区域合作。

区域发展战略：
统筹区域发展新格局

    统筹区域发展，是一个重大战略问题。我国国家大、人口多，各地发展不平衡，处理好地区之间的关系，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

    “十一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了我国现代化建设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布局，这就是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形成东中西互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发展规划司司长杨伟民指出，《建议》首次对东、中、西、东北这“四大板块”的战略布局进行了完整的表述，并首次明确了区域协调发展的“四大机制”，即市场机制、合作机制、互助机制和扶持机制。这对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意义重大。

     有关区域协调发展，《建议》还有几个值得关注的变化：一是首次确立了“四个功能定位”：不同的区域要实行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对不同区域进行功能的划分，适合开发的重点开发，必须保护的限制或禁止开发，其最终目的是让不同区域的人享受大体相当的公共服务和生活水平。这是“以人为本”的最好体现。二是首次指明了推进城镇化的道路。即不能走美国式的“地毯式”的城镇化道路，而要节约土地，走集约型的、紧凑型的城镇化道路，强调“城市群”的概念。

    区域发展亮点之一是天津滨海新区的重点开发和发展。这是从整个国家整体发展格局出发而打出的一张新牌。戴相龙市长告诉记者：滨海新区已经成为天津一个非常好的名片，已初步形成很强的“磁场效应”。我现在已经养成一个习惯，无论是到国外出访，会见中外来宾，还是参加各种会议，我都借一切机会推介滨海新区。因为，今后的竞争不只是一个城市和一个城市的竞争，而是城市群之间的竞争，区域之间的竞争。而天津滨海新区是推动京津冀、环渤海区域经济协调共进的重要战略支点。

发展新动力篇
改革：新起点期待新突破

本刊记者 秦交锋 林双川 刘菁 潘海平 赵东辉 陈孟阳

    改革关乎国计民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命题。“十一五”时期，我国的改革仍处于攻坚阶段，也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阶段。因为搞好“五个统筹”，加快推进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建设和谐社会等，都要靠改革。党中央对今后五年的改革作了全面部署。

“攻坚阶段”难度增大

    “十一五”期间，我国在农业、国企、金融等领域的改革取得了一系列突破。“十一五”规划《建议》对改革形势的基本判断是，我国正处于改革的攻坚阶段，必须以更大决心加快推进改革，使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
中央做出改革处于“攻坚阶段”的判断，有多方面的依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指出，我国经济社会面临两大突出矛盾，一是经济快速发展与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二是人们全面快速增长的公共需求与公共产品严重短缺、公共服务不到位的矛盾。这些矛盾和问题，集中反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改革任重道远。

    目前，我国改革进入更深层次的攻坚阶段。主要是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大型国有企业改革、财税和金融体制改革等，都是下一步改革面临的重点和难点。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副主任朱之鑫认为，今后五年改革的任务相对来说更艰巨，改革引发的矛盾也会越来越多。
近两年来，在对房地产市场进行调控过程中，政府、开发商、民众的态度存在明显差异。这个例子说明，改革的社会基础正在发生分化，利益群体也在分化，改革初期各方面普遍受益的局面发生变化，改革已进入到以全面调整利益关系为重点的改革攻坚新阶段。
在部门利益、地方利益、行业利益、甚至包括某些官员个体利益的诱导下，一些重要的改革在实施的过程中存在相当大的扭曲，存在许多“半拉子改革”、“伪改革”等走形变样的情况。如果不能采取措施纠正这些现象，改革攻坚将难以奏效。另外，随着改革深入，对各领域改革的协调度提出了更高要求。高尚全指出，不断深化的经济体制改革越来越触及社会、政治、文化、司法等非经济领域，如何协调推进经济领域和非经济领域的改革，是当前和今后改革面临的重大挑战。

    对于改革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则要用深化改革的办法加以解决。

推进改革的原则、策略和方式

    “十一五”时期，我国改革处于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攻坚阶段，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系统性与风险性都大大增强。那么，未来的改革要坚持哪些原则、采取怎样的策略？

    “十一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高尚全认为，20多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充分证明了我国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是完全正确的。由于改革进展的不平衡，目前社会的确积累了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对此应予以高度重视，但不能因这些矛盾而否定市场经济的基本方向。

     改革的根本目的是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在改革的过程中要贯彻以人为本的原则。从改革的重点选择来讲，要围绕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创建各种民生性体制保障，让改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当前尤其要做好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扶贫、环保和安全生产等方面的改革工作。从改革的具体实践方面而言，要防止某些权力主体或垄断利益集团假“改革”之名行“牟利”之实，直接对“困难群体”进行剥夺；特别是在教育、医疗、市政等公共服务领域，要防止权力“寻租”现象。

    高尚全指出，坚持以人为本的改革观，不仅要为经济主体和广大人民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还要建立对结果不平等进行矫正的分配调节机制，使广大社会成员能够普遍地分享改革成果。坚持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是改革获得“合法性”即社会公正性的基本前提，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的改革观。

    为了确保改革开放的顺利推进，“十一五”规划《建议》对改革的方式作出了科学的安排，明确指出，要加强改革开放的总体指导和统筹协调，注重把行之有效的改革开放措施规范化、制度化和法制化。高尚全解释说，目前，许多从事具体改革事项的单位和部门，本身就是一个个利益主体，如果仅仅重视发挥这些单位和部门的改革能动性，就有可能使改革措施由于渗入某些自身利益而失去公正性。另外，改革推进到现阶段，各项改革之间的关联性显著增强，每一项改革的深入展开及其成效的取得，都需要其他改革的密切配合。高尚全说，对于在实践中证明行之有效的改革开放措施，一定要用法律、制度的办法加以巩固，这也是改革少走弯路、降低成本的必要措施。

政府改革重点：
职能转变与强化监督

    新一届政府从“执政为民”的理念和打造“阳光政府”、“责任政府”的角度出发，反复强调政府改革应实现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由“全能”型政府向现代责任政府转变。

    “十一五”期间，政府改革的着力点是什么？政府改革的重点之一是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实现政府自身转型和职能转变，关键要处理好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关系。高尚全认为，根据现代法治“禁止性”原则理念，法律（法规）没有禁止做的事，公民和社会都是可以做的，政府只能做法律（法规）规定的事情，这一理念有助于防止政府随意扩大权力、抑制公民和社会创新活动、甚至侵害公民权利行为的发生。国务院法制办公室主任曹康泰认为：各级政府都要大力推进依法行政，推进政务公开，通过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建立和完善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及时向社会公布各种信息，保障公民知情权，不断增强政府工作的透明度，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管理方式创新。

    同时，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另一重点。政府应该在协调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关系、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方面下力气。政府内部则要合理划分不同层级政府之间、部门之间的职能，规范政府的收入与支出。政府活动必须贯彻公开性原则，这是建立社会监督的基础。按照政府的责任与权力对称原则，进一步完善政府问责机制。不过，高尚全也指出，政府改革和职能转变是一个“渐进”过程。无论是旧体制的“消亡”还是新体制的完善，都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脚踏实地稳步推进。

    近两年来，以经济、行政、法律等综合手段进行的宏观调控，促进了经济的平稳较快运行。“十一五”时期在深化市场取向改革的同时，完善调控体系，处理好政府和市场这“两只手”之间的关系，仍是一项重大课题。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认为，改革逐步推进到一定的时候，“两只手”应该是这样的关系：在经济社会协调上，市场这只手更多地调节经济，政府这只手则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在经济运行上，市场这只手调节微观领域的经济活动，政府这只手用来制定游戏规则、进行宏观调控；在公平与效率上，市场这只手激活效率，政府这只手则更多地关注公平；在城乡发展上，城市的发展更多地依靠市场这只手的作用，农村的发展则由政府这只手承担更多的职能。当然，这需要一个过程，但必须沿着这个方向，不断深化改革。

国企改革继续深化

     国企改革正进入一个新的攻坚阶段，人们对国有企业特别是关系国计民生和经济命脉的大型国企改革相当关注。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方向、重点与任务是什么？国资委主任李荣融指出：必须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全局，优化布局结构，创新体制机制，推进技术进步，不断提高国有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李荣融表示，国务院国资委在推进中央企业重组调整的同时，正在研究全国国有经济布局结构调整的总体思路。各地国资委要结合本地经济发展实际，积极推进国有企业重组调整；各级国资委要以贯彻新修订的《公司法》为契机，加快推进国有大型企业股份制改革，支持具备条件的国有大型企业通过规范改制，实现境内外上市，积极引进战略投资者，实现产权多元化；要进一步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继续推进国有独资公司建立完善董事会试点；抓紧推进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和分离办社会职能工作，要积极支持和帮助国有企业采取分离移交、共建共管、辅业改制、市场化改革等多种方式，加快推进分离办社会职能工作。

　 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和国有产权转让，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是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问题，也是国资委切实履行出资人职责的一个重要方面。李荣融指出，要从严格执行有关政策、严格进场交易制度、切实加强监督检查三个方面对国企改制进行规范。

     股权分置改革是解决资本市场历史遗留问题的一项重大制度改革。李荣融表示，要坚持“区别对待、分类指导、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充分尊重股东意愿基础上，分类分步实施股权分置改革。股权分置改革面临很多深层次问题，依靠现有改革模式和方法难以解决，必须创新方式。

　 辽宁是老工业基地，国有经济比重大。目前，辽宁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已取得了重要进展，但面临的任务仍然繁重而艰巨。辽宁省省长张文岳表示，在辽宁中小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已经基本完成，下一步改革的重点是地方国有大型企业。一方面，要理顺产权关系，大力推行股份制改造，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制度；另一方面，在加快国有企业体制机制转化的同时，要积极引进国内外战略投资者，通过联合、重组、兼并等多种形式，推动钢铁、汽车、石化和重型装备制造等重点行业的战略改组改造，发展壮大一批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的大型国有企业和企业集团，不断增强国有企业的综合实力。
金融多项改革并行推动

    金融体制改革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十一五”规划《建议》对金融体制改革提出了明确要求和具体目标，金融体制改革被推入改革的快车道。

    金融改革的重头戏是国有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改革。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指出，国有商业银行下一阶段的改革任务是“引进外部战略投资者”，将国有商业银行转变成“自主承担风险”的具有生机活力的市场参与主体，推动其在境内外资本市场上市。传统的政策性银行要转变成符合市场经济需要的、财务上可持续的、具有一定竞争性的“开发性金融机构”。

    其次是证券、保险制度的改革被提上重要日程。我国的资本市场还处于初级阶段，积极推进证券公司上市，成为金融改革的又一重要举措。周小川表示，将加速融资、交易、并购以及产品开发等方面的市场化改革，推动证券公司重新定位，回归投资中介服务的基本功能。同时，继续深化巩固国有保险公司股份制改革成果，支持符合条件的保险公司在境内外上市，在建立现代保险企业制度上取得新进展。
在建设新农村的背景下，农村信用社改革将加大力度，目标是真正建立“产权清晰”、主要为农村服务的“金融企业”。此外，央行在加强金融机构内控机制建设、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机制，防范金融风险等方面也有新的部署。

    广东省省长黄华华说，在“十一五”期间，要推进地方金融改革。要建立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等金融机构全面发展、功能互补、有序竞争的区域金融体系，打造具有广东特色的知名金融品牌，加快广州、深圳建设区域性金融中心步伐。

税收发展与改革，确立三大目标

    深化税制改革，完善和落实各项税收政策，充分发挥税收筹集财政收入和调节经济、调节分配的作用，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国家税务总局最近提出了“十一五”时期税收发展与改革的三大基本目标；一是提高税收征管的质量和效率，确保税收收入随着经济发展稳定较快增长。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谢旭人强调要突出“依法治税、科学管理”，努力做到“执法规范、征收率高、成本降低、社会满意”。二是通过深化税收改革，落实各项税收政策，使税收制度、征管体制和内部管理机制逐步完善，税收调节经济和调节分配的作用得到有效发挥。三是加强税务系统执政能力建设，增强依法执政、科学执政、民主执政的意识，使广大税务干部的综合素质和工作能力明显提升，税务部门形象有新的改善。

    谢旭人表示，按照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原则和实行有利于增长方式转变、科技进步和能源资源节约的税收制度的要求，适应经济发展和宏观调控的需要，积极稳妥地推进税制改革。税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完善增值税制度，实现增值税转型；改革消费税，适当扩大税基；统一各类企业税收制度；改进个人所得税，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调整和完善资源税；适时开征燃油税；实施城镇建设税费改革，稳步推行物业税，相应取消有关收费；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实行促进科技发展、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税收政策；实施有利于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的税收政策；完善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税收政策；继续实行就业再就业税收优惠政策。

农村综合改革稳妥推进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大背景下，农村综合改革试点正在稳妥推进。不久前，温家宝总理在全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强调要“积极稳妥推进以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和县乡财政体制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改革试点”。具体内容包括：一、积极稳妥地推进乡镇机构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整合事业站所，精简机构人员，加快建立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乡镇行政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二、加大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力度。进一步明确各级政府对发展农村义务教育的责任，巩固以政府投入为主的经费保障机制。加快改革农村教育行政管理体制，严格教师资格制度，精简教师队伍，提高教师素质。三、进一步改革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提高县乡财政的自我保障能力，规范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完善中央对地方缓解县乡财政困难的奖补办法等。具备条件的地方，可以推进“省直管县”和“乡财乡用县管”的改革试点。四、协调推进农村其他方面的改革。　

    农业税全面免征后，农村出现了不少新情况新问题。一些地方对农民的不合理收费有所抬头，农民负担有可能反弹。江西省委书记孟建柱说，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推进农村综合改革，这场改革既涉及农村生产关系的调整，也直接触及农村上层建筑的变革，比免征农业税更深刻、更艰难。这需要各地坚定不移地推进乡镇机构改革，有条件的地方适当合并乡镇，切实精简机构和人员；加快县乡财政体制改革，增强基层组织正常运转的保障能力，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孟建柱介绍说，“十一五”期间，江西将改革和完善省以下财政管理体制，逐步实行省级直接对县的管理体制，探索县乡财政体制改革的新路。

民生事业：突破体制性和政策性障碍

    中国卫生事业在获得很大发展的同时，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卫生服务条件和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各地程度不同地存在“看病贵”、“看病难”问题。卫生部部长高强表示，认真研究并逐步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要作为“重大历史任务”，力争在“十一五”期间有所突破。高强强调指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卫生事业应该“坚持以政府为主导”，同时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方针，坚持以农村为重点，坚持预防为主，坚持中西医并重。据悉，按此思路，“十一五”期间，农村卫生改革与发展的总体目标已经确定：到2010年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水平、适应人民健康需求和承受能力的比较完善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针对当前一些医疗机构趋利行为严重，盲目扩大规模和追求经济效益，医药费用持续攀升等问题，卫生部明确表态，将从严控制公立大型医院建设规模和发展速度，控制医院擅自利用银行贷款和社会融资购置大型医疗设备，严格医院高新技术准入，抑制医疗规模盲目扩张。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的文化产业已经有了初步发展。“十一五”规划《建议》提出了发展文化产业的一系列任务。展望“十一五”期间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前景，文化部部长孙家正认为：世界发达国家在上个世纪90年代已经进入文化和经济一体化的时代，而文化经济和文化产业对于我们来讲还是一个比较新的课题，“未来五年，将是我国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大好时机”，我们一定要抓住时代赋予我们的机遇，以改革体制和机制为切入点，大力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他强调说，文化产业的发展关键在于文化企业的培育，没有文化企业的壮大，文化产业的发展就是一句空话。而要培育壮大文化企业，就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文化领域体制和机制的创新。发展文化产业包含盘活存量和扩展增量两个方面。盘活存量重在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实现传统国有文化单位体制机制的创新，增强活力。扩展增量，重在产业政策的引导，调动社会力量发展文化产业的积极性。

    教育改革事关千家万户和人才培养。农村教育发展尤其引人关注。教育部部长周济表示，“十一五”期间，农村教育将有新的变化。政府将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强化政府对义务教育的保障责任。未来5年中央与地方各级财政累计将新增农村义务教育经费至少为2182亿元，从2006年开始全部免除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2007年扩大到中部和东部地区，对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并补助寄宿生生活费等。从2006年开始，组织大批城镇教师到农村学校支教，切实提高师资特别是农村师资水平，逐步形成城镇教师支援农村教育制度并长期坚持下去。同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发展民办职业教育。2006年，中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将继续扩大100万，以体制和机制改革为动力，破除不适应发展需要的体制和机制的束缚，解决制约教育发展的长期性问题和深层次矛盾。

发展新模式篇
新起点呼唤新模式

本刊记者 王秀真 张涛 吕雪莉 刘菁 苏娅

    多年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深刻改变了经济社会的面貌。但是，也应看到，在新形势下，传统的发展模式已越来越暴露出它的局限和弊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创新发展模式，已成为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必然选择，也是“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的新要求。

创新发展模式已成当务之急

    我国当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遭遇到了种种困境，其中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资源、环境约束带来的困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告诉记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高速增长。但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生产要素的高投入和高消耗。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重要资源的消耗大国，煤炭、铁矿石等重要资源的消费量占世界第一位，石油和电力的消费也仅次于美国。而资源供给则相对短缺，尤其是一些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性资源，我国的人均拥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资源的供求矛盾越来越突出，一些重要能源、原材料对外依存度提高，能源瓶颈对经济增长的制约作用开始显现。这给我们的经济运行和安全带来了巨大风险。我国的能源、资源将无法支撑旧有的发展模式。同时，传统的发展模式也使得生态环境面临极大的压力。目前我国主要污染物排放量超过环境承载能力，流经城市的河段普遍受到污染，许多城市空气污染严重，环境冲突频发，环境问题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而在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同时，我国经济的效率并不高。中国科协副主席邓楠表示，目前中国对外技术依存度高达50%，设备投资60%以上依靠进口，科技进步的贡献率只有39%左右。据介绍，由于不掌握核心技术，每部国产手机售价的20%，计算机售价的30%，数控机床售价的20%～40%都要付给国外专利持有者。

     生产要素成本上升带来的压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认为，我国的经济增长，依托于一系列基本要素的组合，其中很重要的就是劳动力成本低、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价格低。但是，近年来，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如近年来东南沿海地区特别是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土地和房产价格大幅上升，“民工荒”持续存在及其引发的工资提高，这些现象都表明维持了20多年的建立在生产要素低成本优势基础上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虽然从全国来说，低成本优势的削弱以至缺失将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但由于最先受到影响的是东南沿海发达地区，而这些地区又是我国最具活力、在经济总量中比重最大的区域，因此低成本优势削弱所引发的冲击将是全局性和基础性的。

    新增长点引致的外延扩张空间缩小带来的挑战。刘世锦告诉记者，多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依赖于需求的快速增长，而需求增长主要来源于几年一个轮次的消费结构升级所带来的消费和生产热点。由于后发优势的原因，与工业化先行国家相比，我国的需求结构一定程度上出现了“错位”，或者说“超前”。例如，先行国家是先有汽车后有彩电、电脑，而我国在汽车尚未大规模进入家庭时，彩电、电脑已经相当普及。所以，我们不能期待在汽车消费后出现一个电子信息产品的消费高峰。新一轮经济增长是由住宅、汽车、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电子通讯等拉动的。这一批新增长点将会延续相当长一个时期。但是，这些增长点将逐步进入常规的较快增长轨道。随着时间推移，供求平衡、供过于求后，增长速度将趋于降低，前些年爆发式的超常规增长将难以重现。至于新技术（如生物技术）获得重大突破后所带来的新增长点，在发达国家的表现也不明显。这就意味着，在目前这一批增长点以后，出现规模意义上新增长点的机会将减少，相应地，依靠新增长点的更替，以外延扩张方式拉动经济增长的空间将显著缩小。要保持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必须寻找新的推动力量。

    刘世锦认为，旧有的增长模式还面临其他一些挑战。如收入差距问题已成为宏观经济比例关系失衡的一个重要原因；金融风险因为增长减速和开放扩大而增加；中国经济总量的“超大规模”带来的机会和挑战，工业化的先行国家不可能提供现成经验，必定要由我们自己来探索。此外，我国在发展中也出现了“经济腿长，社会腿短”的问题，社会事业，特别是教育、卫生等事关全体人民福利的社会事业发展相对滞后，贫富差距明显、城乡差距拉大、就业压力增加、区域差距扩大、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等等。由此，我们面对的基本现实是，一个持续了20多年的发展模式需要出现实质性的改变。

重点从三方面创新发展模式

中央提出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这为新发展模式的确定提供了最重要的基础，即发展应当是“以人为本”，全面均衡和可持续的。

    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入手，加快转变增长方式。刘世锦告诉记者，面对巨大的资源约束压力，我们已经提出了一些应对的战略要点，如节约优先、增加供给、优化结构、环境友好等，但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最为可行、最容易见到成效的就是加强资源节约。

    针对经济发展遭遇到的资源、环境瓶颈，国家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表示，“十一五”期间，将正确处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关系，在发展中落实保护，在保护中促进发展，切实改变“先污染后治理、边污染边治理”的状况。在发展模式上，将由以环境换取经济增长向以环境优化经济增长转变，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在空间布局上，将经济发展与环境承载能力相统一，形成各具特色的发展格局，充分体现区域环境承载能力的差异。    

    发展循环经济是资源节约的重要途径。目前，全世界钢产量的1/3、铜产量的1/2、纸制品的1/3来自于循环使用。水的循环利用更为普遍，一些发达国家在17个产业部类的生产中，水资源的消耗速率已达到“零”增长，有的实现了负增长。我国在发展循环经济方面已经迈开了可喜的步伐，下一步应该在推行清洁生产、综合利用资源、建设生态工业园区、开展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发展绿色产业和促进绿色消费等方面加大工作力度，实现可持续发展。

    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孟建柱指出，“十一五”期间，江西省将按照“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原则，探索发展循环经济的有效模式，重点发展资源消耗少、高利用、低排放、生态型的工业行业以及环保产业，在经济发展的不同层次推行绿色制造、绿色生产，以尽可能小的资源消耗和环境代价，获得尽可能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天津市市长戴相龙告诉记者，天津将努力构建集约型、节约型、生态型发展模式，推行节水和再生水回用设施建设，改进农业用水管理；推广节能降耗技术，实施电机系统节能、燃气工业锅炉改造等１０大重点节能工程，提高清洁能源使用比例；大力发展循环经济，规划建设5个循环经济示范区。

    青海将突出抓好三江源自然保护区、青海湖流域湿地生态保护建设、湟水河流域保护与治理等重点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中共青海省委书记赵乐际表示，青海将继续实施好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天然林保护、水土流失和荒漠化治理等工程，争取“十一五”末重大生态恢复和保护取得重要进展，生态环境总体恶化趋势得到有效遏制。

     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为重点，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国家发展和改革委主任马凯认为，产业结构不合理，是中国经济增长中资源消耗多、环境污染重、整体素质不高和运行不稳定的重要原因。“十一五”期间，应把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作为经济发展的重点。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其关键是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大力提高原始创新能力、集成创新能力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努力掌握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增强科技成果转化能力，提升产业整体技术水平。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认为，只有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利用自己的技术成果调整投资结构，加大对信息产业等技术含量高、经济效益好、物质能耗少、环境污染低的产业的投资，我国才能真正走上新型工业化道路。

     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在拉动2005年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相比高速增长的贸易顺差和固定资产投资，消费增长相对滞后。而且，我国近年来一直处于投资率持续上升、消费率相对降低状态。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和工业带动，在带来高消耗、高污染的同时，也必然影响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刘世锦认为，扩大内需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需要长期实行的基本战略。从国际经验看，大国通常以内需为主，中国作为一个“超大规模”的经济体，内需的重要性更为突出。扩大内需要做多方面的工作。第一，继续推动消费结构升级，以带动需求扩大。第二，在鼓励中高收入阶层消费结构升级的同时，通过多种途径扩大低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第三，在产业选择上，让各种有条件发展起来的产业都发展起来，不要轻言某个产业不能发展。这既有利于扩大内需，也有利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为创新发展模式提供制度保障

    高尚全认为，要转变发展模式，我们在体制机制上还存在着许多障碍。首先，从资源配置来看，生产要素市场还很不完善，市场机制还不能充分发挥作用。比如，土地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市场化程度不高。在当前的政绩考核制度和征地制度下，土地成为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和招商引资的手段。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不惜人为压低土地出让价格，甚至搞零地价。有的地方一届政府就把几十年的土地都批出去了。土地价格不能反映其价值，结果造成了利用效率很低，浪费严重。其次，从市场中的主体看，政府对经济起着主导作用，并且经常直接干预经济活动。这使得我国投资率居高不下，并且投资结构扭曲，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第三，目前的财税政策等制度安排不利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目前我国的财税体制实行的是分税制，出于对本地财政收入、就业的考虑，地方政府往往会容忍甚至鼓励一些高污染的项目……

    由于诸多体制机制方面的原因，我们的发展模式转变很难落到实处。因此必须要从体制创新入手，为发展模式的转变提供保障。

    一、为节约资源提供制度保障。经济学家高尚全认为，要抑制对生产要素的过度需求引发的扩张式增长，最有效的办法是改变资源的定价机制，加快建立生产要素市场，由市场来决定资源价格，使资源价格反映其稀缺程度。充分发挥经济杠杆的作用很重要。鉴于自然资源的重要性，政府应积极通过有关政策，调控资源的供给和需求。如实行资源有价开采与使用，调动生产者开发和使用替代资源的积极性，实行自然资源资产化管理。同时，要完善资源开发利用的补偿机制和生态环境恢复的补偿机制，做好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产前产后工作。另外，要扶持使用节能产品的开发，如低油耗、低排量汽车、节能建筑，同时使用税收政策调节浪费资源的行为。

     二、建立环境治理的激励机制和监督管理体系。建立以经济手段、法律手段为主体的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机制，将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由过去的政府行为，转变成一种在利益驱动和法律约束下的市场行为和企业行为，真正使节约资源和治理污染成为社会公众自觉参与的行动。这一系列经济激励机制包括税收调控、污染治理收费、污染治理企业化和市场化，以及建立环境与资源的价格补偿机制等。要健全法规标准，强化监督管理。加强法规建设，抓紧制定和修订促进资源有效利用的法律法规，解决无法可依和法律不完善的问题。制定和完善标准，对高消耗、高污染行业新建项目，要从能源、水资源消耗以及土地、环保等方面提出更为严格的产业准入标准。依法建立严格的管理制度，并加大执法和监督检查力度。

    三、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在当前的干部考核体制和财税体制下，地方政府的行为更趋向于追逐任期内的政绩特别是经济增长指标，侧重于考虑本届政府的利益，很少考虑下一届政府的事情。因此，就事论事，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投资率过高问题。根本的办法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积极推进政府从全能政府、管制型政府向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法治政府转变。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最后的落脚点还是在企业。为什么长期以来，企业对新技术、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热心？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企业转变增长方式面临着风险。以技术创新为重点的发展模式转变，新技术的创新和应用，需要有序的市场、对技术产权的有效保护、获得可行承诺的经济政策、更加透明开放的产业政策与信息等，这都是政府应提供的公共产品，如果政府不确立公共政府的职能，企业就缺乏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约束条件。

     四、推进民生类制度创新。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修泽教授认为，民生类制度创新包括就业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医疗卫生和教育等同亿万人民的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的制度。一方面要妥善协调好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努力做到使群众安居乐业，实现社会公正；另一方面又要实事求是地调整社会政策，防止片面过激的倾向。

发展新任务篇
在新的发展起点上阔步前进

本刊记者 王丁 邓亚平 潘海平 谭飞 吕雪莉 刘雅鸣

    新的起点，新的机遇。“十一五”时期是全国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也是我国改革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时期。中央确立的未来五年的发展任务十分繁重和艰巨。今年是“十一五”规划的开局年，我们将如何抓住机遇，应对挑战，为“十一五”规划开好局、起好步？
按照中央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20字目标，把新农村建设作为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来抓

    建设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2006年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起步年。按照中央提出的“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全社会正在形成同心协力推进农业和农村发展的良好氛围。

    全国现有66万个行政村，自然条件、经济发展、生活习俗等情况千差万别，东、中、西部地区差别很大，同一个地区也有较大差别。新农村建设需要不断创新和完善，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再逐步推开。

    农业部部长杜青林认为，农业部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自觉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思考“三农”问题，谋划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在发展方略上，加快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在发展方针上，实施“多予少取放活”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在发展政策上，对农民实行普惠政策，逐步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杜青林强调说，在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中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其根本目的是要实现农民利益。

    杜青林指出，实现农业和农村经济科学发展，必须始终围绕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来开展。巩固和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是一项繁重而艰巨的战略任务。为适应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农业部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从抓好战略性大事入手，强化农业发展的薄弱环节。

    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孟建柱认为，我们必须探索建立推进新农村建设的长效工作机制。一要坚持村镇规划先行。近年来，由于农村税费改革减轻了农民负担，进城务工人员增多，农民收入增加，一些地方出现了农民盖房的又一次热潮。但是村镇建设无序，建房杂乱散、住房反复拆建的问题比较严重。这不仅浪费了资源，也不利于农村的长期发展。因此，必须因地制宜搞好村镇建设改造规划，在具体实施时要依据当地农民的意愿，加强政策引导，量力而行、逐步推进，不能一哄而上。二要构建一个政府、社会和农民相结合的多元投入机制。孟建柱说，农民是新农村的建设主体，又是受益主体，要充分发挥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但是光靠农民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加大公共财政向农村的倾斜，扩大对农村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投入。一方面要增加投入总量，另一方面要进一步整合现有的各方面农村建设资金，统筹使用，发挥整体效益。同时要改进农村建设的投资方式，采取以奖代补、实物补助等方式，引导农民群众自愿投资投劳。三要形成强大的工作合力。孟建柱说，新农村建设涵盖了农村的全部工作，必须加强领导和组织协调，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要充分尊重农民意愿，集中群众的智慧，坚持分类指导，注重实效，不急于求成、不强迫命令、不负债建设、不搞形式主义。

    新农村建设的关键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必须把新农村建设的各项工作切实促进农村生产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作为目标和检验的标准，否则新农村建设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根之树。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区委书记曹伯纯就此分析指出，从广西实际看，当前新农村建设首先要从基础抓起，包括抓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抓基础产业发展，培育特色经济，形成一村一品、一乡一品，加快农业产业化发展；抓农民基本素质的提高，培养造就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只有基础设施建设搞好了、特色产业发展了、农民素质提高了，才能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好。在具体工作上，要突出抓好“三化五建六新”。所谓“三化”，就是要推进农业产业化，用现代经营形式发展农业，大力建设现代农业；推进农村工业化，发展壮大县乡村工业和第三产业，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推进农村城镇化，缩小城乡差距，引导城市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城市文明向农村辐射。所谓“五建”，就是抓好路水电沼气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抓好学校、幼儿园和农民成人文化技术学校等教育设施建设，抓好农村广播电视电讯设施和村级文化活动中心等文体设施建设，抓好村屯卫生站（所）等卫生设施建设，抓好房屋和村容村貌等人居环境建设。所谓“六新”，就是培育新经济、新生活、新风尚、新村貌、新机制和新农民。

加快大中城市和小城镇发展，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

    近年来城镇化加快发展，城镇体系不断完善，发展质量不断提高。“十一五”规划明确了加快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是今后五年我国经济社会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建设部部长汪光焘强调，城镇化是经济结构、城乡结构、产业结构、社会结构调整变化的过程，不仅是城市发展的过程，也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民同步富裕的过程。必须改变过去那种重城市建设、轻农村发展的做法。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从不同地区农村发展的实际出发，搞好村庄规划和人居环境治理，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注重小城镇发展的研究，有重点地发展一批具有特色、有助于农村人口转移和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发展的小城镇。

    要坚持统筹城乡发展，正确处理城市繁荣与解决“三农”问题的关系。全国重点城镇的建设，要立足于壮大经济基础和完善城镇功能，增强对非农产业与人口的吸纳能力和对周边农村的辐射带动能力。

    作为一个欠发达的少数民族自治区，创造了辉煌“十五”的广西，迈入了经济发展由艰难爬坡阶段向经济起飞的重要转变时期，为“十一五”期间实现新的更大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更为“十一五”乃至今后长时期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经验。对于统筹城乡发展，曹伯纯认为，必须从民族地区的自然条件、经济状况和社会发展水平的实际出发，自觉遵循科学发展观所贯穿的基本原则和精神，调整发展战略，完善发展思路，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后劲，不断开辟民族地区加快发展的新境界，实现富民兴桂新跨越。

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切实解决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突出的环境问题

    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是党中央、国务院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我国人口多、资源少、生态环境脆弱、地区经济不平衡，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加速发展的进程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资源和环境压力，建设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是必然选择。

    国家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认为，“十一五”期间，应从三个方面建立环境友好型社会。一是在发展模式上，由以环境换取经济增长向以环境优化经济增长转变。坚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用科技和人力资本替代自然资源消耗，建立环境代价最小、最珍爱环境的社会体系，实现由环境污染激化社会矛盾向环境友好促进社会和谐的转变。二是在空间布局上，将经济发展与环境承载能力相统一，形成各具特色的发展格局。三是切实加强环境保护，坚决完成“十一五”环保任务。这三者互为一体，缺一不可。实现了发展模式的转变，区域环境就能承载更大的经济规模，环境保护的压力也相应减轻；实现了区域布局上的调整，能促进发展模式的转变，提高国家环境安全的保障程度；加强了环境保护，也能促进发展模式的转变和区域结构的优化。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是全社会的一项共同任务，各级环保部门要切实做好环保工作，为环境友好型社会奠定坚实基础，同时，积极促进发展模式转变和区域经济结构优化。

    2005年12月3日，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这是指导我国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发展的一份纲领性文件，标志着我国环境保护已进入全面推进重点突破的新阶段。周生贤对环境保护的新任务进行了实实在在的解读：

    首先，努力让人民群众喝上干净的水、呼吸清洁的空气、吃上放心的食物，在良好的环境中生产生活，是以人为本在环保领域的集中体现；其次，把环境保护摆上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之中，有利于可持续发展。

    将污染防治作为重中之重。今后5年～15年，污染压力持续加大，污染防治始终是今后一个时期环境保护的主要领域。将保障饮水安全作为首要任务，是因为喝上干净的水，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环境权益；而且相对其他污染因素，水污染问题又最为突出、最为紧迫。

    周生贤说，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和谐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科学发展观对新时期环保事业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积极的环境目标可以振奋精神，鼓舞士气，但脱离实际的环境目标就是“空中楼阁”，结果会让人民群众丧失对环境保护工作的信心，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因此，确定环境保护目标，既要积极，又要稳妥。确定环境保护的目标，必须综合考虑经济、社会、环境各个方面的因素，坚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坚持社会需求与经济承受能力相一致，坚持环境保护的紧迫性与改善环境质量的长期性相统一。

    到2010年，重点地区和城市的环境质量得到改善，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基本遏制；到2020年，环境质量和生态状况明显改善。这是一个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政治、经济、社会水平相协调的目标，是一个积极向上的目标，是一个有所作为的目标，也是一个必须经过艰苦努力才能实现的目标，因而是一个实事求是的目标。这个目标充分体现了国家的决心、人民的意志和时代的要求。

    农村环保作为环保工作的重点，要求着力解决土壤、农业和村镇污水、垃圾污染，推进生态农业发展，促进农民生活质量提高、乡村环境整洁。

    加快区域协调发展，形成东中西互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一项长期任务，也是当前要抓紧抓好的一项重要工作，具体内容包括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形成东中西互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

    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5年多来，给予西部地区不少优惠政策，重点加强了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保护建设，为西部的下一步开发和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中共青海省委书记赵乐际对此深有感触：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在国家的支持下，我们在基础设施、生态环境方面干成了一大批原来想办而办不到的事情。但这仅仅是开始，是第一步。用发展的眼光看，用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衡量，还需付出更大的努力。抓生态、打基础是一项长期的重大任务，必须坚持，不可动摇。

    赵乐际指出，未来五年，无论是经济建设，还是社会发展，西部地区都要更加注重从资源、民族、文化特点和比较优势出发，扬长避短，纳入特色发展轨道，形成竞争优势。实现又快又好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也取决于特色优势产业的发展壮大。

    甘肃省省长陆浩指出，甘肃是一个欠发达省份，缩小同全国和东部的发展差距、维护社会稳定、增加城乡居民收入都需要通过“又快又好”发展来实现，“快”就是必须保持经济年均两位数增长，“好”就是要使速度、效益和质量同步提高。随着甘肃综合经济实力和自我发展能力增强，新的经济增长点增加，特色优势产业初具规模，保持经济和社会“又快又好”发展的条件已基本具备。陆浩说，千方百计加快发展是甘肃最大的政治。但甘肃工业结构中资源开发类产业所占比重大，能源消耗高，节能降耗的空间和潜力比较大，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践证明，高耗能的增长方式难以长期维持，随着产业结构调整特别是第三产业的发展和高新技术的采用，以及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的推广应用，降低能耗的这个指标可以实现。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目标是把东北建成中国乃至世界的装备制造业和原材料工业基地。有媒体称，东北将成为继珠三角、长三角和“京三角”之后中国内地经济增长第四极，并将开创一个“新东北时代”。
辽宁是我国的老工业基地，为共和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辽老大”的光荣已经镌刻在我国的发展史上。今天，辽宁承担起新的历史使命。“建设新型产业基地”，辽宁省省长张文岳做出了明确回答。他说，从辽宁来看，就是要发挥老工业基地工业基础雄厚的优势，建设装备制造业和原材料工业两大新型产业基地。“十一五”期间，辽宁将以调整优化结构为主线，加快建设先进装备制造业和高加工度原材料工业基地。

    2月15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问题。中央关于促进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无疑给中部各省带来了重振雄风的契机。河南是中部大省。去年8月，胡锦涛总书记亲临河南视察指导工作时，明确要求河南“十一五”时期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在促进中部地区崛起中发挥更大作用、走在中部地区前列。“这是胡总书记从全国区域协调发展和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大局出发给我们提出的新目标、新任务、新要求，也是‘十一五’时期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和历史任务。”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谈到今后河南的发展时强调，要用新理论指导新实践，在新起点实现新跨越。其中，走在中部地区前列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在促进中部地区崛起中发挥更大作用是我们的重大任务；实现跨越式发展是对我们提出的新要求，也是我们实现目标、完成任务的必由之路和根本途径。

    近几年来，率先发展起来的东部地区开始遭遇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劳动力成本提高等因素的制约。转型与变轨将成为东部地区谋求下一步发展的重中之重。作为改革开放的先发地区和经济发达省份，浙江省在其“十一五”规划中提出今后5年要“立足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实现全面小康、继续走在前列”的总体要求。中共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对浙江的现状和前景进行了深入思考。他清醒地告诉记者，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的工业化从低门槛的家庭工业、轻小工业起步，能够发展到现在的规模水平，实属不易。但是它也有结构层次比较低、经营方式比较粗放的先天不足，有先天不足就必然导致成长中的烦恼。特别是这些年，随着经济总量的不断扩大，面临着资源要素的制约、生态环境的压力、内外市场的约束。所以，必须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出发，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和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这方面的工作十分繁重，概括起来主要就是两项内容，打个通俗的比喻，就是要养好“两只鸟”：一个是“凤凰涅槃”，另一个是“腾笼换鸟”。所谓“凤凰涅槃”，就是要拿出壮士断腕的勇气，摆脱对粗放型增长的依赖，大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科技强省和品牌大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发展现代服务业，变制造为创造，变贴牌为创牌，实现产业和企业的浴火重生、脱胎换骨。所谓“腾笼换鸟”，就是要拿出浙江人勇闯天下的气概，跳出浙江发展浙江，按照统筹区域发展的要求，积极参与全国的区域合作和交流，为浙江的产业高度化腾出发展空间；并把“走出去”和“引进来”结合起来，引进优质的外资和内资，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弥补产业链的短项，对接国际市场，从而培育和引进吃得少、产蛋多、飞得高的“俊鸟”。这是产业高度化发展的客观趋势和必须选择，也是“浙江精神”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生动体现。（本期专题策划：董瑞生 张寒 王永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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