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持人：史哲峰

    嘉  宾：胡鞍钢  年  勇  王子先  赵京兴  韩德强

    2005年我国外贸顺差超过1000亿美元，是2004年顺差320亿美元的3倍多。面对高额贸易顺差，如何有效扩大内需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近年来，我国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份额连续大幅下降，从2000年的73%，降至2003年的37%。我国投资率比发达国家平均水平高近20个百分点，而消费率却低近20个百分点，投资与消费的增长极不和谐。目前处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发展阶段，国民储蓄率较高，居民人民币存款余额已超过14万亿元，国内市场潜力巨大。这些决定了我国在“十一五”期间需要、也有条件依靠国内需求促进经济发展。

    扩大内需取决于我国国情

    主持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2006年经济工作的八大任务中，把扩大国内需求放在了首位，提出“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和基本立足点”。是什么原因使扩大内需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处于如此突出的位置？

    胡鞍钢：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且也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它需要积极扩大内需，这是一个长期发展方针。中国加入WTO以后成为了世界上一个开放型经济大国，中国的市场已经成为世界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2004年中国出口额和进口额分别占世界总量比重的6.7%和6.1%，居世界第三位。因此中国确实要面对如何利用两个市场、利用两个资源的问题，还需要充分利用外需。因此，积极扩大内需和充分利用外需是我们的经济发展政策的两大互补性政策。中国作为一个快速发展的大国，内部存在不平衡性，所以扩大内需不是要加大不平衡性，而是要减弱不平衡性。

    充分利用外需可以改善中国和世界贸易之间的不平衡性。现在我们的出口大于进口，2005年贸易顺差超过1000亿美元。一方面我们还没有很好地利用进口比较优势，特别是进口农产品、能源和资源密集型产品进口的比较优势；另一方面与我们很多主要贸易伙伴形成了比较大的贸易顺差，出现贸易摩擦，这些是对我们不利的。这就需要我们主动地调整自身贸易增长模式，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所以中央在“十一五”规划《建议》中首次提出，我们的对外开放战略是互利共赢的战略。

    赵京兴：需求不足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中国很多深层问题的一个反映，对它的认识过程也是对中国国情的认识过程，包括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必须把扩大内需作为一个关键来抓。早在1998年，中央就提出要扩大内需，但只作为短期问题。这次重新提出扩大内需，很重要的一个背景是我们面临着十几个行业产能过剩的问题。中央这次把扩大内需、提高农民的消费水平作为宏观调控的着力点来提出，是非常及时的，对宏观经济的把握也是非常准确的。    

    年勇：从中国的发展进程来看，实际上一直就是以扩大内需为主。中国过去外需的经济增长比重长期在2%～4%徘徊，也就是说中国经济的96％到98％是靠国内需求拉动的。

    王子先：现在把扩大内需作为一个长期战略，这与1998年时有两点不同：第一点，那时外需下降的同时，国内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也在全面下滑，所以，我们要扩大内需来保证经济有一定的增长，避免出现经济危机。第二点，现在外需没有出现什么问题，但也有一些实质变化：外贸连续保持快速增长，贸易顺差不断加大，贸易摩擦不断增多，看现在的苗头和趋势，我们越来越像当年日本的情况。所以，今年可能还要继续控制投资。现在问题是高投资带来的扩张以后，消费大幅度低于投资的增长，带来了很大压力，第一是加剧了国内的生产过剩；第二是加剧了出口扩张的动力，减少了进口的吸引力，造成了贸易顺差迅猛增长。我觉得，扩大内需的内涵可以更明确地定位为扩大消费需求。

　　关键是扩大居民消费

    主持人：对于如何扩大内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努力调整投资消费关系,把增加居民消费特别是农民消费作为扩大消费需求的重点。我们应该如何理解？

    年勇：从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来讲，中国目前的投资率偏高，消费率偏低。无论是与发达国家比，还是与发展水平相当的国家比，我们的消费率都明显偏低。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要比世界的平均水平低20个百分点。现在有所提高，但还不明显。

    中国的消费率偏低有客观必然性，最主要的原因是与其他国家国情不一样。中国面临与以前发达国家经历的发展阶段完全不一样的情况：还没有完成工业化就进入信息化，还没有完成市场化就进入国际化，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的。中国的人口问题也是发达国家所没有的，在迅速的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的过程中，造成很多不合理的问题。所以，中国在这个历史进程中搞大规模建设，投资肯定要远远大于以往的发达国家。

    王子先：虽然与发达国家有很多不可比性，但还是有一些基本规律可供参考。从国际上来看，到90年代以后，消费略高于经济增长已是基本趋势。1986年到1995年，发达经济体私人消费年增长2.2％，GDP增长3％；1996年到2005年私人消费增长2.9%，高于GDP增长2.8%。发展中经济体总体上也类似。因此，世界平均消费率趋于上升。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从1979年到2004年中国经济年增长9.4％，消费年增长7％，消费比GDP要低2.4个百分点；2004年消费率只有53％，比世界平均水平低近26、27个百分点。最重要的是，按照世界工业化一般的趋势和规律，我国应该进入到一个消费率相对提高的阶段，而我们现在的消费率是在持续下降。1981年中国消费率最高的时候是67％，改革开放之初收入增长比较快，消费率一下就提高了；以后却一直在往下走，从67％降到53％。最重要的问题不是体现在数字上，而是在一些深层次问题上，特别是工资收入分配、农村收入、农民工的问题。消费增长之所以很慢，实际上与我们的工资收入不高，特别是工资增长太慢有关。我国工资收入占整个GDP的比重在不断下降，大概在10％多一点，而世界平均水平和发达国家工资收入占的比重则高得多。另外工资占企业成本比重更低，我们是20％，美国等发达国家是50％到60％。通俗地说，就是老百姓没有充分享受到经济发展的好处。经济增长和老百姓收入的提高应该是同步的，而我们的收入增长不仅慢，而且不稳定、没有规律，随意性比较大。这就难免要影响老百姓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

    年勇：中国消费率的增长速度其实不慢，百分之十几的增长速度已经很快了，但是投资增长的速度更快。

    今后一个时期，投资率想降下来不会很容易。扩大投资是经济发展的需要，但消费更要扩大。1998年以后，为了拉动经济我们提出要扩大消费，进入“十一五”，扩大消费已成为中央政府突出关注的事情。但是在未来两三个五年计划中，投资率保持比较高的水平是客观事实。

　　核心是加快二元结构转型

    主持人：研究表明，在我国二元经济条件下，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一个重要后果就是，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中，劳动力价值会处于不利的地位，而剩余价值会占有更大的份额。这样的分配格局，一方面会刺激投资更快增长，同时也会导致消费在GDP中的份额下降。那么，如何理解解决内需不足的核心是加快二元结构转型呢？

    胡鞍钢：现在中国内需不足的深层次的原因是和我们的增长模式相关的，特别是我们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1978年到1993年，中国的就业年平均增长率是2.5%，而后的10年（1994～2004）降至1.1％，而同期的农业劳动力比重下降十分缓慢，其中1996～2002年停留在50%的水平上没有变化。这就使中国农业和工业劳动生产率的相对差距从6倍扩大到了9倍，而其他国家的数据很少有这么高的，一般是两倍左右。这反映了我国资本深化（即资本存量增长率大大超过就业增长率）的增长模式实际上起到了非常大的排斥劳动的作用，90年代周期大规模“下岗”又摧毁大量就业岗位，直到2002年党的十六大首次提出了“就业是民生之本”，实行积极扩大就业的方针，这种情况才开始扭转，“十五”时期城镇创造新就业岗位4300万个。所以今后要解决中国内需不足的问题，核心是要加快二元结构转型，为转移农业劳动力创造更多的非农业岗位和灵活就业岗位，从低劳动生产率产业转向较高劳动生产率产业，从低收入部门转向较高收入部门，从低消费水平居住地转向较高消费水平居住。这个过程要花很长时间，但这是根本性的结构转变问题，即促进经济增长，也促进扩大内需。

    年勇：目前，中央把扩大内需的着力点放在扩大消费上。提高国民的收入水平是对的，这是扩大消费的重要前提，但提高国民收入水平难度很大。农民主要靠粮食获取收入，而粮食的单位产量和价格提升的空间都很小。城里扩大消费主要靠就业，就业不扩大，扩大消费就无从谈起。

    我们现在想扩大低收入人群的消费，但又不想扩大高收入人群的消费，怎样去区分、怎样去做，这是很费心思的事。去年下半年，我们到与北京相邻的河北某县去调研，感觉在这个地方扩大农民收入真是很难。有个农民家庭，四口人，两个孩子，一个读高中，一个读初中，女主人在家种四五亩地，男主人在北京打工，一年能挣1万多块钱。但是上高中的孩子一年要7000块钱，上初中的一年要3000块钱。我们去看他，他因腿受伤在家休息。他说他们家不穷，但是负担太重，一年挣的1万多块钱要花在两个孩子身上，这是第一大支出。第二大支出就是看病，平时就怕得病，患一次感冒就要花一百多块钱。后来我们又调查了几家，感觉农民的收入还可以，但是负担太重，教育和医疗耗尽了收入和积蓄。这就要求中央和各级财政对社会公共产品的投入力度要加大，这是今后一段时期扩大消费、促进国民收入水平提高的一个关键问题。如果把农村全部的义务教育经费免除，实行免费的义务教育，每个孩子免得不多，意义却非常重大。我国每年的财政收入有3万亿元，农村免费教育是现实可行的。

    赵京兴：长期以来，财政是只面向城市而不面向农村的。中国以前是政社合一的体制，提供产品靠的是集体经济。改革开放以后，人民公社解体，需要国家财政支撑。但是最近这十几年内，国家财政对农村支持力度不够，造成了农村一系列围绕收费产生的问题，农民负担加重了。从2002年开始，中央决定逐步把公共财政覆盖到农村，这是在农村地区提高消费水平最重要的决策。在提高农民综合增收能力这个问题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意义不可估量。总的来说，中国消费需求不足问题的解决有赖于中国二元经济的转换，什么时候二元经济消除了，这个问题也就可以解决了。

    王子先：据研究，欧盟国家的GDP可能每年只增长百分之一点几，但是工资收入的增长却不低于5％。而我们的情况是，群众的收入增长很慢，特别是沿海发达地区。深圳的GDP以20％以上的速度在增长，而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只有GDP增长的三分之一，农民工工资12年没变，一个月只有600元钱。去年由于农民工短缺才增加了68块钱。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我们的劳动力在经济增长中享受的好处大大地打了折扣，特别是农民工。珠三角制造业80％是农民工，工资水平那么低，当然就影响了这一广大人群的消费水平。

    政府须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和服务

    主持人：按照一般经济规律，生产归根结底是为了满足消费，投资与消费的失衡最终会阻碍、甚至破坏社会再生产的良性循环。在这种情况下，既然市场的力量无法自发扭转不利于消费增长的分配格局、改变投资与消费的失衡局面，是否需要政府更多的干预？

    韩德强：扩大内需首先要解除城乡低收入人群的后顾之忧，可以通过恢复公费医疗、农村地区全部实行公费教育、扩大城市廉租房的比例这些手段，会非常有效。我们的财政收入越来越多，但提供的社会公共产品的增长速度与实际需求相比，还很不够。比如，1998年提出用高校扩大招生的方式来扩大内需，但实际却造成了缩小内需的结果。假如，年司长刚才说的那个县的学生到北京来上学，他在北京花了一万块钱的学杂费和生活费，那么当地就减少了一万块钱的消费。从国家整体而言，这一万块钱只是转移消费，把消费从那个县转移到了北京，考虑到地区差，则是缩小了消费。

    医疗改革也是一样，虽然使医生的收入增多了，很多医生都买房买车了，看来是扩大了内需，刺激了消费。但是对于病人来说，高昂的医疗费用让很多人却步，无力消费医疗服务，整体上来看内需还是缩小了。住房的问题则更明显，一套房子是很多人一生的梦想和任务，耗掉了绝大多数工薪阶层的毕生储蓄，好像活着就是为了挣这一套房子，很辛苦。工薪阶层，甚至包括大多数白领为了还房贷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再想消费其它商品已是心有余力不足。

    赵京兴：目前，在中国提高居民收入，特别是提高农民收入还有很大的困难。这个困难实际上是经济规律的反映。中国现有的经济规律决定了广大劳动者的收入比较低，必要劳动部分占国民收入的比例比较低，剩余劳动部分占的比较高，这是形成中国较高的投资率和较低消费率的基本原因。在中国，依靠市场手段解决这个问题很难，这就需要政府干预，国家财政要扩大消费支出，包括公共医疗、廉租房、教育等等，就是要拿出更多的公共产品用于消费。

    韩德强：我认为，采取扩大内需缩小贫富差距这条路是可行的，主要缺陷是违背市场化的方向。要缩小贫富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国家就要承担公费的教育、住房、医疗，这样一来就与市场化产生了矛盾。我国目前吸引外资的能力有所增强，实际走上了靠外需拉动经济增长的路子。这条路有负作用，对企业的生存不是很有利，需要引起注意。

    我国扩大内需的有利条件

    目前，中国在扩大内需方面具有了不少有利条件，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中国目前处于工业化加速期，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工业生产国。其主要标志是：2001年以来第二产业（主要是工业）进入新的高增长周期；第二产业的比重进一步上升，成为推动整个经济增长的主导部门；中国目前的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已位居世界首位。

    第二，中国正在经历世界上速度最快、规模最大的城镇化过程，与此同时，城乡居民消费结构迅速变动和多元化。城镇化伴随的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包括农民向城市流动、迁移和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转移，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大推动力。

    第三，中国信息产业加速大发展，不断向信息社会转型。1998年以来，中国的信息产业进入超高速增长时期，目前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信息消费国和排在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互联网使用国，在2010年之前，可能会跃居第一位。

    第四，工业化、城镇化和信息化的加速发展，释放出巨大的经济活力，带动了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大发展和加速发展。“十五”期间中国的能源、交通、通讯、水利、城市建设等基础设施高速增长，是历次五年计划增长最快、幅度最大的时期。

    第五，各类新兴消费增长点迅速增长。1990年～2004年期间，按可比价格计算，城镇非正规部门增加值年平均增长率为22.2%，相当于GDP平均增长率的2.4倍；非正规经济占GDP比重不断提高，到2004年已达1/3。

    专家感言

    胡鞍钢：现在农民的收入水平和收入来源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至少2004年和2005年数据表明，农民的人均收入还是在提高的，当然不可能像1978年－1984年那么高的增长（年平均增长率为15％），但是方向是对的，所以扩大内需的主要途径还是扩大就业。扩大就业的核心是扩大非正规就业，就是要扩大农民工就业，当然也包括二次分配等问题。

    年勇：中国下一步的经济发展肯定会更加注重消费的作用，消费对经济的影响和拉动力会逐步改善，这是一个趋势，而且是个不可逆转的趋势。中国的消费升级才刚刚开始，这一轮的经济增长之所以能进入经济周期的上升期，就是因为消费结构升级和产业结构升级，在更高的层次上发展。消费升级和增加收入都是慢工夫，消费结构不可能一天就能改变，它需要很多条件，比如良好的消费环境和消费秩序。

    王子先：现在社会上普遍是重生产轻生活，重投资轻消费，这就要求政府尤其要重视劳动者的福利和生活质量。重视劳动者的生活才能保持经济健康稳定的增长。另外，可以适当加大宣传工作力度，提高认识；最后，与其让人民币面临这么大的压力而升值，不如让工资合理提高。

    赵京兴：对劳动力市场加强监管很重要，但公司的政策不能违背经济规律。现在劳动报酬低是客观现实，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促进增长应该是在比较低的福利水平和工资水平之间寻找一个平衡，这是扩大消费的基本着眼点。

    韩德强：内需不振实际上就是贫富差距扩大，只有缩小贫富差距才能扩大内需，但是目前的很多措施客观上扩大了贫富差距，比如对房地产的支持。消费在整个国民经济支柱中的比例是不断下降的，这是一个值得警惕的信号。

    胡鞍钢：我国具有扩大内需和利用外需有利条件

    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和基本立足点”及要“积极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等基本方针，可以概括为“积极扩大内需，充分利用外需”。他认为，现阶段我国已具有了积极扩大内需和充分利用外需的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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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曙松认为，在宽松的货币环境下，再加上相对较低的利率水平，以及企业一定的投资收益率，2006年我国经济增长还会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速。但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于从外需转向内需的结构调整，而扩大内需相对来说需要更大的M2支持力度。至于2.5万亿元的信贷增长目标，巴曙松认为，每年信贷的目标值与实际结果都波动很大。综合这几年的实际情况，2.5万亿元的目标属于中等偏上，因此还是比较宽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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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扩大内需一直是我国政府实现经济平稳增长的重要手段,而且，政府做了大量工作。尽管如此，我国的内需不足问题还是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在2005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2006年我国经济工作的八大任务中，扩大国内需求依然被放在重要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