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别策划：新生代民工——在都市中寻找梦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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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梭于求职人群中，你会迷惑：民工招聘会？大学生供需见面会？

□新生代民工的概念：

 年龄18岁到25岁，以“三高一低”为特征：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
 与父辈的差别：“新生代民工”不再老老实实地待在最脏、最累、最“没出息”的工作岗位上，不再省吃俭用攒钱往家里寄，更不会挣够钱回家盖房娶媳妇。在受到歧视时，他们会摔门离去。
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王春光用更为“学术”的语言对他们进行了描述：新生代民工有76％未婚；基本上没有务农的经历，很多是从学校毕业后就直接外出的，甚至连基本的农业常识都缺乏；从动机上看，他们基本上不是基于“生存理性”外出，而是更多地将流动视为改变生活方式和寻求更好发展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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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后，大批年轻的民工顶风冒雪走出北京站口。他们提着手提箱或者拉着旅行包，有些背包上挂有小饰物的女孩让人误以为是返程的游客或学生。
 这些20岁上下的进城务工者，多是在1990年以后外出打工的。他们被称为“新生代民工”。
 今天是正月初九，各地节后春运高峰已提前到来。据了解，到达北京站的旅客中，有80％是返城务工人员。北京站出站的民工中大多是年轻的面孔。笔者在站前广场采访中发现，他们不少人能操着标准的普通话应答。
 他们身上已经没有了东张西望、土里土气的老一代农民工的影子。
 注重个人物质和精神生活享受，追求时髦的服装、轻松体面的工作以及时尚的休闲方式，使他们明显区别于老一代民工。

□新生代民工的消费特点：

    个人消费支出快速增加，不再为攒钱而使自己变成“苦行僧”———这是不同于父辈的显著特点。

 据广东省统计局抽样调查显示，去年第二季度，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每月挣钱873元，只交回老家232元———将近八成的工资收入被自己花掉了，或者自己留着了。他们把超过一成的收入花在了文化娱乐和电话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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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娜 21岁来自河北吴桥

情况介绍：家在农村，两年前来北京，刚开始卖保健品。如今在北京的一家通信公司的办公室打杂。

    “每月挣1500元左右，待遇还行，工作也不累，每天过得挺充实的。”“每逢周末，我都会去逛街。每次都会花掉一两百元。”
 “我以后想留在北京，但市区的房子太贵，等工作几年后到郊区买套房子挺不错的，再买辆车就更方便了。”

●魏可乐 17岁来自山东禹城

情况介绍：男孩，略显稚气，穿着一身休闲装，背着双肩包。如果不问他的身份，真的以为他是一名学生。

    “已经辍学两年了，高一念到一半就不想再念了。准备去内蒙古包头市打工，在北京站转车。第一次来北京，挺喜欢这里的。”魏可乐告诉笔者，以前在青岛打工的他每月挣1300元，生活开销700元，剩下的自己存起来，也不给家里寄。“这次去包头打工是亲戚给介绍的活儿，具体干什么还不知道，去了才安排。”

●刘青 21岁来自河北沧州

情况介绍：穿着时尚个性，从事戏剧服装行业的工作，每月能挣1000元左右，在周末还学习计算机。

    “我来北京打工已经四年了，现在边打工边上学。”

 “我们村和我一块来的有好几个，她们有的去了超市做销售员，有的在食堂打工。”“如今农村不比城市差，父母在家除了种地外，还做些小生意，自己挣的钱除了房租、吃饭外，还要买衣服买化妆品等东西。基本上就花完了。”

●刘正宁王磊 18岁来自甘肃庆阳

    情况介绍：刘正宁的哥哥一年前在河北石家庄打工时被人骗去搞传销，已经六个月没有任何消息了。

 “家人不放心我俩出来，就安排在北京的亲戚那里打工，包吃包住每月600元，以后每年加100元。如今给一些大的机关单位运送办公用品。”“先干一年，给自己挣点钱，将来读计算机网络管理。也有可能做点生意，就卖庆阳的香包。”刘正宁打算干两年就去学厨师，留在北京开个饭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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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市民？
    从总体上看，民工是一个自身充满矛盾色彩的社会群体。非工非农的社会处境，恶劣的工作环境，权益不断被侵害等等，使他们的内心不断处于焦虑和恐慌之中。但是相对于第一代民工，新生代民工由于自身的上述变化从而使他们面对同样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会产生更大的困惑，并进而做出不同的行为反应。具体说来，新生代民工面临的困惑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身份困惑

    作为一个社会人，必须解决身份认同问题，即要对“我是谁？”这个问题有一个清楚明确的回答。但是对新生代民工来说，这个问题却很难回答。众所周知，民工是我国特殊二元社会结构的产物，它表明当下进城农民的身份转换滞后于职业和地域转换。从职业上讲，他们是工人；从地域上讲，他们是市民，但是其法定身份仍然是农民。对这种制度赋予的“农民”身份，第一代民工的认同程度比较高，而新生代民工的认同程度则比较低。他们希望按照职业、生活领域等经济社会因素来重新认定自己的身份，但是面对制度的强制性认定和市民的习惯性认定，“农民”成了他们身上挥之不去的社会标签。

第二生存困惑

    新生代民工的自身特点和城市消费文化的强烈刺激使他们往往追求较高的物质和精神享受。轻松体面的工作、时髦的服装、时尚的休闲方式等等，总之这些在大多第一代民工看来与己无关的“城里人”的生活已经成为新生代民工的普遍诉求。为了满足这些欲望，他们在就业时期望值较高，对工作更“挑剔”。“脏、苦、累”的工作不愿做，没有前途的工作不愿做，收入待遇低的工作不愿做。近年来一些地方出现的“民工荒”就是很好的说明。但是，由于受到自身和外部环境的制约，他们满足这些欲望的能力却没能相应的增长和提高。从自身素质来看，虽然他们的文化程度比第一代民工要高，但是与城市中工资高、待遇好的工作岗位的要求相比仍然有不少的差距。从外部环境来看，虽然近年来农民工的就业环境有所改善，但是就业限制、社会歧视、拖欠工资和缺乏劳动保护等问题仍然层出不穷。因此，能实现较高就业期望值的新生代民工并不多，大多数仍然重复着第一代民工靠出卖体力为生的生存状态，并不时有失业之忧。这样，一面是扩张的欲望，另一面是紧缩的钱袋，两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不时地拷问着新生代农民工。

第三发展困惑

    未来在哪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第一代民工和新生代民工有着显著的差异。对大多数第一代民工而言，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只是城市的“过客”，他们来自农村，归宿也在农村。长期的农业劳动和农村生活经历使他们往往怀有较深的“乡土情结”，“背井离乡”进城打工只是他们谋生的手段，甚至某种程度上是出于无奈，挣了钱他们还要回到农村去。因此他们平日里拚命挣钱，省吃俭用，把剩余的钱寄回农村老家，等攒够了钱，往往就回去盖房子，娶媳妇。然而对新生代民工来说，他们往往不清楚自己的未来在哪里。他们向往城市，却不被城市所接纳；他们的根在农村，却对农村日益疏远。对他们而言，城市意味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意味着不一样的前途，不一样的命运。他们希望通过进城务工经商，告别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外出的经历更让他们深刻地体会到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因此他们才发出了“死也要死在城市”的心声。但是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严格的户籍制度、冷漠的社会歧视等等，一道道有形无形的门槛不断粉碎着他们的城市梦。可是像前辈一样攒足了钱再回到农村，他们也很难做到。他们本来没有多少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的经历，对家乡的认同更多地系于与亲人的情感。城市文化的耳濡目染又不断消解着他们对家乡存有的情感认同和社会记忆，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异也使他们渐渐不再适应农村的生活方式。总之，相比起第一代民工，他们真正成了既融不进城，也回不了乡的“边缘人”。因此，他们无法规划自己的人生，走一步看一步，得过且过的心态相当盛行。当被问到他们未来的打算时，大多数人都没有明确的答案，“以后谁知道啊，看自己的发展吧”，“机会好当然想留在外面的，没有机会就只能回去了。”反映在行为选择上，他们挣的钱基本上用于自己消费，很少寄给家里。对新生代的女性民工来说，婚姻归宿问题也在时刻困扰着她们。农村老家的人自己看不上，城里人看不上自己，嫁给同样的外来工，一是不了解怕上当，二是担心生活压力。　

    新生代民工：彷徨于"农民"与"市民"之间



    城市的生活是五彩缤纷的，而农民工却只能隔栏而望。清一色的男性，企盼的眼神，充实的爱情和美满的生活好象远在天边一样。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农民从乡村走向城市，从农业流向二、三产业是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但是由于独有的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我国农民进城基本是“移而不迁”，从而形成了“民工”（又称“农民工”）这一充满矛盾和过渡色彩的社会群体。当下这一社会群体的人数已经逾亿，其对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促进作用是难以估量的，但是他们自身的权益状况和生活境遇却相当悲惨。可以说，他们用自己的青春和苦难承载了中国快速扩展的工业化和低成本的城市化。但是将一部分人（即使是多数人）的幸福建立在另一部分人（即使是少数人）的痛苦之上决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一个割裂的缺乏基本公平的社会最终会将苦难施加在这个社会的每个成员身上。“民工”问题已经成为构建“各尽所能、各得其所”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破解的课题。“民工”问题的最终解决也就意味着“民工”的终结，为了这一天的早日到来，政府应当加速户籍、就业、医疗、社会保障、农村土地等相关制度的改革，尽快消除造成城乡差别和工农不平等的体制性障碍，担当起民工“终结者”的责任。
　　多维视角下的“民工”：一个过渡性边缘群体
    仅从称谓上，我们就不难看出民工群体的过渡性和边缘性。他们绝大多数都从事非农产业，但仍保留着农民的身份；他们在城市工作和生活，却又与农村有着土地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非工非农，亦工亦农，非城非乡，亦城亦乡，因此被形象的称为“民工”（“农民工”）。时到今日，“民工”这一概念已经超越了社会称谓的意义，具有了特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内涵。

    “民工”问题：和谐社会不能承受之重

    民工问题原来是作为社会广泛关注的“三农”问题的一部分而存在的，近来有人将民工问题单独罗列出来，与原有的“三农”问题合并称为“四农问题”。也有学者将民工与失地农民和村落的终结一起合称为“新三农问题”。无论如何，都表明民工问题日益严重。著名国情专家胡鞍钢先生甚至认为，民工问题将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 深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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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结“民工”：从城乡分割走向城乡一体

    民工问题的解决关涉劳方和资方、中央和地方、城市和乡村等一系列利益关系的调整，其中调整城乡利益关系是核心。建国以来，在赶超型发展战略的指导下，我们实行了“城乡分割，一国两策”的治理体制，在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上形成了工业优先、城市优先、市民优先的格局。比如，在公共产品的供给上根据公民的户口属性实行城乡“双轨制”，国家负责为城镇居民（拥有非农业户口）提供就业、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而农民（拥有农业户口）的就业、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则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自己负担。这种城乡有别的治理政策就将全体公民分成了城镇居民和农民这两大封闭的社会群体，他们虽然享有宪法上平等的地位和权利，但是事实上却相当不平等。这种基于身份的不平等体现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个方面。比如农民在选举权上，在收入和财富分配上，在社会声望和地位上都与城镇居民相去甚远。更为严重的是，这种长期延续的基于身份和体制的不平等已经积淀成为刚性的城乡分割的利益结构。这种利益结构随着多年来城乡差距的越来越大而日益对立和冲突。

    要解决民工问题，仅靠市场和社会层面局部的暂时的利益调整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的。从根本上讲，民工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在特殊治理体制下历史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城乡分割、城市优先的利益结构的整体全面的调整，调整的方向就是从以前的城乡分割走向城乡一体，从以前的城市优先走向城乡统筹兼顾，实现工农平权，消除市民和农民之间基于身份的不平等。无论身份是工人还是农民，作为国家的公民，都平等地享有法定的权利，享受政府提供的普遍均等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并得到国家强制力的无差别的保护。

    城乡一体、工农平权之时也就是民工“终结”之日。那时，农民不再是“二等公民”，他们有自由迁徙和就业的权利，他们进了城市就变成了市民，从事二、三产业就变成了工人，享有与市民和工人同等的权利。“民工”这一特殊治理体制下的社会标签将被彻底的丢进历史的垃圾堆。
    当然，打破刚性的利益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工农平权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需要我们为之付出不懈地努力。为此，政府应当加速户籍、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农村土地等相关制度的改革，尽快消除造成城乡差别和工农不平等的体制性障碍，担当起民工“终结者”的责任。因为，保障公民权利、促进社会公平、维护政治稳定是现代政府的神圣使命。
    特别报道：中国取消城乡户籍界限正在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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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生代民工是有梦的一代，他们向往更好的生活，渴望实现自身价值。但是“思想者是痛苦的”，正因为他们有梦，面对同样的社会境遇他们内心的困惑也就越大。从这个意义上讲，新生代民工的困惑既是新的，也是旧的。说它是新的，是因为这些困惑是发生在他们身上或者在他们身上表现比较突出；说它是旧的，是因为产生这些困惑的社会经济根源一直存在，是所有民工所共同面对的。

     面对他们的困惑，我们不能一厢情愿地要求他们回到农村，安心务农；我们也不能一味地指责他们得寸进尺、欲壑难填。因为，“要求改善自己的物质境遇是有思想的人们的内在本能，这种欲求是消灭不了的，它是一切人类行动的推动力，人通过扩大满足需求的活动走向幸福的社会，要是封锁了这条路，人就只有一个办法了：压制并掠夺别人使自己致富而使他人变穷。”（米瑟斯，《自由与繁荣的国度》）前一段时间被社会舆论广泛关注的深圳“砍手党”的出现就表明米瑟斯的假设已经在新生代民工身上变成了现实，并且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这条路仍然被封锁，类似的悲剧将会继续上演。
     因此，要消解新生代民工的困惑并避免因此带来的悲剧，需要为他们创造一个改善自己物质境遇的公平的、开放的环境，使他们能够通过诚实合法劳动，实现自己的人生追求和梦想。从根本上讲，就是要全面调整在特殊治理体制下历史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城乡分割、城市优先的利益结构。调整的方向就是从以前的“城乡分割”走向“城乡一体”，从以前的城市优先走向城乡统筹兼顾，实现工农平权，消除市民和农民之间基于身份的不平等。无论身份是工人还是农民，作为国家的公民，都平等地享有法定的权利，享受政府提供的普遍的无差别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责任编辑：袁韵潘晓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