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背景：

　　12日，由中国社会福利协会和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首届老年节研讨会在京举办。记者从会上获悉，目前我国约有40.7%的老年人仍是靠家庭供养，四成老人认为自己是家庭的负担，只有约24%的老人能够依靠养老金生活，农村很大一部分老人要靠劳动收入养活自己。（10月13日《京华时报》）

　　谁让四成老人自认是家庭负担

　　一些老人之所以产生这样的自我“检讨”，不外乎两点原因，一来他们年老体弱，失去了挣钱能力，吃穿用乃至看病皆需儿女孝敬，感觉过意不去，给孩子添麻烦了；二来有些做子女的不孝顺，对父母不恭不敬、不孝不顺，时不时流出嫌弃之意，甚至虐待老人，老人困苦无奈之下备感自己是子女的累赘。

　　需要告诉那些认为自己是家庭负担的老人，切莫再有这种想法。一方面你们不是负担。另一方面，即便是负担，也可以理直气壮地要求子女赡养，这是权利。子女赡养老人，是法定义务，《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明确规定：“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

　　当然，时代在变，养儿防老并不可靠。国家有责任让每个公民晚年有保障、有尊严，特别是那些农村老人，他们的子女谋生艰难，养老能力薄弱，政府就应该伸出援手。此外，还可以从制度设计上激发民众的养老热情，像美国政府，一直致力于通过减免税务鼓励纳税人赡养父母。这可为我们所借鉴。

　　子女不孝和被社会边缘化

　　首先看家庭，我们要知道，靠子女供养者，如果自认是经济上的负担，也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子女家庭不富足，或子女不够孝心，哪怕经济再富足也舍不得在父母身上多花一点钱。看到子女供养不容易或不情愿供养，老人心里自然有了“负担”。至于那些靠养老金供养的老人，如果和儿女住在一起，而儿女又不情愿照顾老人，或对老人的衰老迟钝产生嫌烦，虽然子女照顾老人是应尽的义务，可历来处处为子女考虑的中国父母，心里有了“负担”也在情理之中。

　　再来看社会。我们的社会还没有为“老龄社会”做好充分的准备。其实，我们无法指望老年人完全融入主流社会，毕竟并不是每个人都是杨振宁，并不是每个人都是超级富豪或退休政治家，他们可以退而不休，即使退休了，依然受到主流社会的欢迎，甚至依然受到主流社会“年轻人”（相对老年人而言）的崇拜。现实社会是，老年人往往被社会屏蔽或边缘化：老年人想再读大学，会被别人不理解；老年人想参加选秀节目，会被人看作老不正经；老年人失去老伴后想再结婚，会被子女斥为“荒唐”。如此现实背景下，大多老年人一退休，就意味着退出“社会”，似乎主流社会并不属于他们，老年人能不自觉“多余”、能不自认“负担”吗？

　　须走制度创新之路

　　破解养老难题不能总是埋怨“人多、钱紧、资源少”，而需要着眼于上述特点，走一条推动“中国式养老”健康发展的创新之路。一方面，要创新思维和观念，针对“人多、钱紧、资源少”的矛盾进行规划和设计，利用现有各种资源和优势进行整合和延伸，从而把养老工作做深、做细、做实。绝不能脱离这个实际，去走“空想”和“务虚”路线，最终好高骛远，不切实际。

　　而最主要的就是创新制度和方法，建立公办、市场、居家“三位一体”的养老模式。比如，既然公立养老机构少、私立养老机构贵，能不能鼓励社区多开办一些类似幼儿园、托儿所的“托老所”？很多老人并不愿意去养老院，但平时子女不在身边或者上班，白天无法照料，如果老人像幼儿时上幼儿园一样，白天托管在“托老所”，既实现了养老社区化，又降低了养老的成本。此外，是不是还可以创新和推出“养老师”这一行业？通过培训和资格认证，让“养老师”负责社区中多个老人的托管，每天定时定点巡视，帮助老人处理简单事务，提供健康咨询、保健和饮食服务等，实现高质量的“居家养老”。“养老师”不同于普通意义上的“保姆”，是一种保障养老的专业人员，有了这样一支队伍，不仅能够扩大就业，而且能够解决部分养老难题。

　　最后，解决养老难题，还需要走多元化、优惠化的道路，对从事养老的单位、企业乃至个人，给予政策上的支持和优惠，盘活社会各种养老资源，把养老做成一种产业、一种市场化的服务、一种老有所养的社会环境，让养老业发达兴旺起来，才能摆脱养老面临的诸多困境。否则，不去务实性地抓养老的基础性工作，不去动员社会各种力量发展壮大养老事业，却总在打多收养老金的主意，或者总是抱怨“人多、钱紧、资源少”，显然，这种思维和观念是没有跟上时代发展节奏，还在怨天尤人，甚至是在破解养老难题上的“不求甚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