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排24号、24排81号、28排90号。如果在电影院，这三组数字并没有什么新奇可言。然而，在2008年的这个春天，这几个简单的数字组合却有着特殊的意义。从此，全国人大代表的行列里有了农民工的一席之地。
2007年，十届全国人大在《关于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中写明:来自一线的工人和农民代表人数应高于上一届。
随后的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讨论认为：“在农民工比较集中的省、直辖市，应有农民工代表。”
“44万”与“7000万”
清晰的谈吐，大方的举止，再加上那一袭粉红色的正装……朱雪芹似乎也读到了记者眼中的疑惑，“觉得我不像农民工,是吧？可能在一般人的印象里农民工都是那种衣服脏兮兮的形象。我觉得，改革开放30年，老一些的农民工差不多已经在城市里奋斗了20多年，我自己在上海打工也有13年了，我们在逐步地融入这个城市，我想把农民工新的形象展现给大家。整个社会都在进步，我们农民工也不可能只是原地踏步。”
1995年1月，高中辍学的朱雪芹离开了江苏睢宁的老家，在上海普陀区的一家中日合资服装厂开始了自己的打工生涯。虽然工作是踩缝纫机的辛苦活，但她每天仍挤出两个小时埋头自学。3年后，她获得高中文凭，并掌握了服装缝纫制作工艺技术，成为公司的技术骨干。公司看她勤奋好学，就把她送到日本广岛的企业总部研修。在日本，她边工作边学习，迅速克服了语言障碍。日方很欣赏她的能力，想让她留下，并许诺了诱人的薪水，而她却选择了回国，“我想把学到的技术回报给祖国。”
从当初离开老家去上海打工，到如今成为全国人大代表，在很多人看来，她是幸运的。“我能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心里很激动，但同时也感到压力的重大。从上海出发的时候，代表团团长跟我们说，你们每个代表身上都分担了44万上海人民的重托。而对于我们三个来自不同地方的农民工代表，就又多了另一重责任，根据国家最新公布的数字，现在全国有大约2.1亿农民工，分到我们三个人身上就是每人7000万。能不能做得好，能不能做得称职，这对我们也是一种考验。自从做了全国人大代表，我的睡眠就一直很少，而且睡眠的质量也不好，我总在想，现在农民工的需求到底是什么？”
本身是农民工，自然对农民工的需求有最直接的认识，而行前的各种考察和调研更使朱雪芹这次是“有备而来”。“这次全国人代会，我的建议一个就是关于农民工的老有所养问题。改革开放已经30年了，第一批外出打工的农民工有些已经退休回家，但是他们养老还是没有什么保障的。而第二代的农民工又开始进入城市，在我们农民工中‘4+2+1’的现象很普遍，一对夫妻要赡养四位老人，老人回家种地也种不动了，只能靠下一代来照顾，如果老人生病了，情况就变得更紧张。作为子女，既要赡养四位老人，又要努力工作让自己立足，还要照顾自己的下一代，压力可想而知。对于农民工这个群体，总体来讲收入水平不是很高。如果能让农民工的养老也能得到一定保障，辛苦了一辈子的老人能安度晚年，像我们这些年轻人也能减轻一点压力。还有就是建立全国联网的养老保险体系。农民工的流动性一般都比较大，尤其是建筑行业和餐饮行业，有可能一年之内就更换几个地方。一年的保险交了十个月，还有两个月没交，如果你离开了这个城市，那你前十个月的保险就白交了。如果能在全国范围实现这样一个联网，能让保险在不同的地方延续下来，建立起类似于‘一卡通’这样的模式，那肯定会让很多农民工受益的。”
这次参加全国人代会，空闲的时候她会写下一些体会，在日记中她写下了这样一段话：“3月5日，晴。今天，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幕，作为历届全国人大代表选举中第一次选出的农民工代表，我走进了庄严肃穆的人民大会堂。第一次参加人代会，心里百感交集。我坐在第12排，也没计算和温总理距离有多少米远，反正我是很清楚地看到了温总理的面容，和电视里相差无几，但是更真实、更和蔼可亲。”
30年改革开放，28年打工生涯
面对摄影师的镜头，来自重庆的农民工康厚明显得有些局促。“您有孩子吗？”对记者的提问他先是一愣，然后打开了话匣子，“有一个，男孩，今年21岁了，在重庆读软件开发。还有一年他就毕业了，我的压力也就减轻了。您有孩子吗？哦？还没有？你们城里人都比较晚婚晚育，我有个同学都已经抱上孙子了。”康厚明黝黑的脸上绽开了灿烂的笑。
康厚明的老家在重庆永川农村。1980年初中毕业，他就出来闯荡打工，那年他16岁。“那个时候年纪小，也不怎么想家。我跟着叔叔一起干活，他们都比我大，都三四十岁了。我那个时候主要是挑挑灰，跑跑腿。之后还去西藏打过工，在那里建仓库。刚去的时候也特别不适应，有很强的高原反应，半个月没干活，后来才慢慢适应了。”
28年的打工经历，使康厚明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同行者、亲历者、观察者，这些年社会发生的变化他也比别人有更真切的体会。“现在城市对农民工的看法要比过去改善了很多，城市里这么多房子、道路基本都是农民工修建的。过去很多人看农民工不顺眼，觉得农民工又脏又土。农民工的地位也很低，很没有安全感，现在观念转变了很多。”
现在是重庆城建控股第一市政公司路面处农民工班班长的康厚明也带来了农民工所遇到的困难，“我问过很多工友，他们医保、社保的问题都解决了，但是现在还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子女读书。现在有些学校招生的时候，如果孩子的成绩比较好，他们就愿意接收，因为可以给学校打名气；如果成绩不是很好的话，他们就不愿意要。有的时候说名额已经满了，有的时候就算接收了，发现成绩不好，也会找理由让孩子休学或者转学。民工子弟的教育基础大多都不是很好，所以在教育上面对的困难就很突出。”
虽然已经历过很多风风雨雨，第一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康厚明还是感到有些紧张。“我2月28号到了北京，和其他两个农民工代表一起去电视台做节目。我以前没见过这样的场面，心里有特别多的话想说，但是面对摄影机镜头，想说又说不出来了。这可能跟我以前工作和生活的环境有关系吧。坐在那里，心里特别发慌。”说话的时候，康厚明又不自觉地看了一眼记者手中的相机，脸上露出了憨厚的笑。
这次来参加全国人代会，是康厚明第二次走进人民大会堂。2005年，作为全国劳动模范，他在人民大会堂领了奖。“这次与那次相比，责任和压力感到更重了。听了这么多代表发言，涉及的面非常广，想参政议政，就要了解很多很多的事情。有很多的书籍，有很多的材料，都要去看，去了解。有的时候拒绝媒体采访，我说我想学习，其实这是我的心里话，我真的觉得自己有很多东西需要去补充。”
“我是平常人，应有平常心。”
在广东佛山的打工妹胡小燕是本届全国人大代表中的三位农民工之一。10年前，胡小燕这个四川农村的小姑娘，怀揣着改善生活的梦想，踏上了开往广东的列车。“我1998年来的广东，到现在已经整整10年了。”
生活中的胡小燕是个既好强又能吃苦的人。在广东打拼的10年时间里，她从一名普通的电子厂工人成长为陶瓷公司成品车间副主任，工资从以前每月五六百元涨到了现在的三千多元。一连串的殊荣也摆在了她的面前。被问到她是凭借什么过人之处而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时，胡小燕的回答很简单：“我只是一名普通的打工者，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后，胡小燕的“代表意识”开始觉醒。“我是以农民工身份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肯定要为农民工说话，争取更多的权益。”
生活中的点滴她都注意去观察，工友们遇到的困难她也会细心地记录下来。刚刚学会上网的她还开通了自己的博客，在上面写下自己的心得和体会，工友们也可以在上面留言，通过这个渠道，她也听到了工友们更多的心声。
毕竟是第一次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来行使权利，很多概念对她来说还是一个个盲点。她就抓紧一切时间去学习，遇到不懂的，就找团里的其他老代表咨询。“经过这段时间，我学到了很多东西。老代表们对我都很好，她们也很愿意跟我交流。”
作为中国第一批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三个农民工之一，和媒体打交道是胡小燕需要适应的一个新情况。在本次人大会议上，胡小燕成为中外记者争相采访的对象。她最爱跟媒体说的一句话是：“我希望，我们媒体不但关注我们农民工代表，还要倾听我们后面千千万万农民工朋友的心声。我是平常人，应有平常心。因为我也是从最基层做起的，我做着跟他们一样的事情。我能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也是全国2.1亿农民工对我的信任，我要以一颗感恩的心去对待。”
3月7日，温家宝总理参加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广东代表团审议。作为代表之一，胡小燕在会上发了言。回忆当天的情景，她依然很激动。在温总理面前，胡小燕提了两点建议，一是优化农民工的就业环境，增加农民工收入，加强对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二是政府更加关注农民工子女，特别是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
“那天温总理的话我记得特别清晰，‘梦总会实现的！你提的那么多好的建议，会一条一条办好办成的，但需要过程，需要时间。农民工的生活肯定会越来越好。’”
面对未来五年全国人大代表的路，胡小燕说自己已经制定了一个满满的时间表。“我觉得做事情要有目标，有目标才有方向去实现。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我们会尽全力为广大农民工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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