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岁的华人作家兼电影导演郭小橹的打扮很东方女性式：素颜、黑长直发、白裙配黑丝袜和黑皮鞋。今年1月18日，她前来参与印度斋普尔文学节，这一天她的行程非常满，三场沙龙活动，数场采访。在接受《亚太日报》专访时，她时不时蹦出的英语单词却透露出，她更适应说英语。
她的脸有些大，双眼皮大眼睛炯炯有神，思考或聆听时，会鼓得大大的。正如这双眼睛，她的人生同样活得很用力，很有使命感。
郭小橹在文学节上的发言非常踊跃，她的观点鲜明而独特——例如当其他作家在争论中国、印度或欧美将统治未来世界时，她认为，自然才是未来世界的统治者，她很痛惜印度正在经历跟中国一样的“大力发展经济却严重破坏环境”的现象。她的发言给印度和欧美的观众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跟我谈起郭小橹时，总会说：“那个中国女士发言很不错。”
郭小橹参与印度斋普尔文学节18日的上午第一场讨论“全球性小说”
我选择了战斗性的生活方式
郭小橹从小被寄养在海边村庄里，远离父母的童年让她未能享受到家的温暖，这也塑造了她孤独疏离的特质，她总是梦想着出走。如果说作家创造的人物身上往往都有自己的影子，那么读郭小橹的小说，这种感觉更加明显：一个雄心勃勃想要从农村到大城市中当编剧的女性；一个东方女孩在西方陌生语言文化中的探索……
2013年，英国着名文学杂志《格兰塔》十年评选一次40岁以下的最佳青年小说家，在20人的名单中，郭小橹作为唯一的华人作家入选。而实际上，在英国的华人女作家裡，受西方媒体认可的华人作家比较少，薛欣然算一个，张戎算一个，但是后者的写作题材太投机。相比之下，郭小橹更加聪明智慧而有灵气，而且她更加勤奋——因为是农民的女儿，有一种奋斗的精气神在。
确实，她非常高产，从6岁就开始发表作品，如今刚过40岁的她已经出版6本中文书和5本英文书，电影也拍了6部。2014年6月她将出版新书《最蔚蓝的海》（英文名《I am China》），该书讲述的是一个流亡中国诗人在希腊海边死去的故事。她说自己拥有最底层中国人的特色——比较勤奋，“我是从乡村来的人，因为你能表达与说话的权力是通过艰辛地漫长地奋斗才的得来时，你曾经有过很绝望和压抑的感觉，所以当你有了机会，你会特别珍惜这种说话权。”
她在文学节透露说，自己在伦敦生活了8年，在德国生活了2年，在法国生活了1年，现在则定居在伦敦。自己跟外国老公有了一个一岁的女儿。
亚太日报：你曾形容自己是“把脚抗在肩膀上行走的人”，做这样一个忙碌奔波的人，是你喜欢的状态吗？
郭小橹：我自己觉得我的生活节奏很缓慢。作家没有钱不可能住在宫殿里，她可能永远都住在一个大约20平米的房间裡，写作、吃饭和睡觉，非常单调和呆板，作家的生活可能是全世界最无聊的生活。作家之所以变成如此沉重的一个职业，就是因为脑海里的空间跟现实的空间距离遥远。最好的方式应该是：有时候写作，有时候跳出来去旅行与拍电影等。而且我对在快与慢的两种生活裡适应得还不错，作家也得去到处奔波，例如去交流，去文学节推广作品等。
技術性的生活和内在的生活是同时存在的，人的生活不可能是一种单板的生活，而是多层多元化的。生活节奏快的住在机场的生活其实是一个很肤浅的技術性的，我可能在机场，但是我还是在同一个脑海的空间裡，我不能像一个农民一样拥有泥土、空气和植物的真正的生活。
亚太日报：为何相比拍电影，你更喜欢写诗写小说？这是否可以说明你是一个比较内敛、喜欢跟自己相处的人？
郭小橹：喜欢写字的人肯定是比较内在的，会比较受不了平庸和肤浅的交流方式。我在文学节讲台上的交流，如果有一些虚假客套的交流，我会特别受不了，我会粗暴地直接地打断，随即进入正题。而在社会性交流层面，别人会比较敌对你。你可以选择隐居性的知识份子的生活，而我选择了比较战鬥性的生活方式。我受不了自己的文化、知识被忽略的状况，最后，你的中国背景很重要，对于西方人对中国人的不瞭解非常肤浅、毫无品质。我会用交流和写作来挑战这些。我觉得，西方人要尊重的不仅是中国文化，最起码要尊重一个知识份子与个体的声音。
想拍历史史诗性电影
郭小橹出版的第一部英文小说是，获2007年英国文学大奖柑橘文学奖提名的《恋人版中英简明词典》。它采用的是“实验性的小说结构”，即“词典体”，按字母顺序给单词下定义，每一章节都极短。它讲述一个中国女孩在异国他乡成长为成熟女性的故事。作者郭小橹富有创意地将八十个词条转化为八十段在英国生活的精彩故事，如“外国人”、“客人”、“英雄”、“隐私”、“卖淫”、“宿命论”等等，涵括了英语学习、生活见闻、内省思索与东西文化冲突等议题的词条，并围绕着爱情主题展开故事的层次，体现了东西文化碰撞中的快乐与忧伤。
郭小橹作品中的东方女性形象是“全新”的，她一扫原有的“温驯”，变得桀骜不逊，甚至直接向西方男权话语提出挑战。有学者认为，这类颠覆性的女性形象对于解构西方社会对于东方女性传统的“刻板认识”有积极意义。
而如今，她进入“不惑之年”。正如她在北京电影学院的同班同学贾樟柯“重返青春期，开拍历史片”一样，郭小橹现在也特别想创作史诗类的作品，她说：“就像中印1962年战争一样，我们这些后人无法瞭解当时真实的战争情形。那些历史已经不在了，所以图像在历史面前毫无力量，历史只能靠想像，电影工作者要想拍历史史诗题材，就只能靠自己的能力与技巧了。”
亚太日报问：你最新的一部短篇小说集《冷漠时代的爱人》中，也有一部分是回归了中国古代的神话与象徵？
郭小橹：对。如果你是一个有野心的作家，你会真的以哲学性地科学性地态度对待自己的写作，会思考如何让自己的小说既能抒发自己最喜欢的东西，又能影响对自己完全不瞭解的人。太多平庸的小说根本不值得一读。对一个真正的作家来说，真的要写作的话，必须觉得那部小说是必须要写的，不写便是损失。对我来说，如果我要再写一部小说，必须在东西方都要有价值的，必须是对我生命来说是一种释放和诠释。随着年龄与阅历的增长，我发现自己的野心变得不一样，我越来越想写历史性的史诗性的大的作品，我正慢慢地转向这方面。我自然也会用英文来写。
亚太日报问：近些年，你一直用英文创作，但大多写中国人和中国故事，对你来说最大的挑战是什麽呢？
郭小橹：我的前叁本小说是用英语来写中国的经验，由于自我的翻译和文化的翻译的因素，写得特别困难。可是现在我找到了一个方法：如果故事是发生在欧洲，而且有理由能不断地回到中国，而最后的点又是回到欧洲的话，英文叙事就比较自然。
一个作家得找出和谐的属于自己的抒发方式，否则就会成为平庸的毫无特点的写作。我最新的小说《最蔚蓝的海》写的是中国、英国和美国恋人等群像，从不同的角度来写。它是关于一个中国诗人死在希腊海边的故事，其中也有英国人和美国人的故事，一个中国人流浪在希腊，英国人流浪在自己内心的避难所裡，美国人流浪在另外一个地方。这是一个关于个体流亡、人类异化的故事，我们人类跟地球、社会完全没有建立一种友好的关系。
亚太日报问：你的作品大多数是关注女性，而在西方书写中国女性时，这些女性代表着东方文化，不可避免会被赋予很多意义。
郭小橹：作家不可能孤立于自己的文化与性别。我自己肯定是女性主义者。我都不屑于用“女性主义”这个词彙，因为这个词彙经过不断地演变，已经变得很政治化、很不受女性主义者喜欢。我都不刻意写中国文化，但我的抒发方式是很中国的。作为一个到处行走的人，我很希望能够超越地域和国家，这样你的写作才会更自由。当你跟非中国人一起生活时，你发现你在跟一个对你文化并不熟悉的人对话，你会努力去找两种文化的共同点，你甚至会挑战自己去学那个文化，这个时候会把你变得更哲学化、更深刻。
亚太日报问：以《恋人版中英文词典》为例，为何你的小说特别注重形式呢？
郭小橹：我对形式很敏感，我根本读不下去结构特别传统的中国小说，因为我基本上能猜出来故事结构，如果太传统的话，我会很厌倦。我所受的教育是电影教育，电影是一门很新的艺術，电影语言是很片面、抽象化、实践性和画面感的。如果我们不创新的话，小说会可能死亡，以后的小孩会喜欢电影多于小说。《恋人版中英文词典》以词典的形式串联，可能有些读者就很喜欢这种形式，认为自己能通过词典学到很多东西。所以，形式对我很重要。
亚太日报问：是否用英文写作表达起来更能无所顾忌？
郭小橹：用英语写作时，我感觉自己年轻了20岁，像个孩子一样。用英语写作更能超越外在和内在的限制，表达起来更加自由。你看我的英文写作裡，甚至还流露出一些有幽默感和些微疯狂。
郭小橹参加印度斋普尔文学18日的第二场讲座“谁将统治世界”。
写作和电影是我的避难所
亚太日报问：近几年很难看到国内媒体对你的採访，是因为你常年生活在欧洲吗？现在回中国的频率是多少呢？
郭小橹：对的。我现在还是要经常回国，因为我家裡人都在国内。我每年拍两部中国电影，所以回国都有3-5次吧。我觉得媒体的採访根本无法改变一个人，我又不是一个演员、舞蹈者、喜剧演员，我不依靠媒体。我的媒体是坐在那里安静地写作，然后希望书籍几年以后能够得到出版。
亚太日报问：你现在关注中国国内的情况吗？
郭小橹：当然。现在中国国内对美国的热衷而追逐有些滑稽。如今中国越来越美国化，美国文化已经渗透到中国文化裡。这是一种文化缺失的表现，例如，由于电脑在中国的普及，使用电脑的人用英语字母来书写汉字，技术已经深深地占领了中国人的记忆和身份识别。
亚太日报问：住在欧洲不同国家等国际化经历，对于你的写作有何影响？
郭小橹：如果你是一个搞艺术的，肯定会喜欢在欧洲住一段时间。我们再也不是住在封闭的村庄裡的人。而作为一个年轻的开放的艺术家，你很愿意到处走走，喜欢学习各种不同的文化。国际性写作能让我们了解到世界各种不同的维度和文化。如果我只呆在国内写作，只用中文写作，也不可能来到印度斋普尔参加这样的国际文学节，跟全世界的读者交流。
亚太日报问：你在欧洲生活了10多年，东西文化差异仍旧很难适应吗？
郭小橹：对，这种适应过程一直都在，但是如果我在中国生活，我会更难适应。中国人都在谈买车买房，谈物质的东西，而我喜欢谈的是电影与文化、知识份子的东西，我会觉得他们很可笑。我是一个没有家园的人，我在哪里都没有归属感，我在哪里都是孤独的。而写作与拍电影，对我来说，是一种避难所。 （陈雪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