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获诺奖引发的思考

　　编者按 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引发了诸多话题，如文学与获奖、莫言的创作内涵与启示、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反思、对文学走出去的思考等等，文学其实在我们身边从未走远。本版现刊发王蒙、白烨、陈晓明的文章，以期把莫言获奖作为一面镜子，一个动力，从而促动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与繁荣、传播与影响。

　　莫言获得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使得这个起始于1901年的世界性文学大奖，终于破天荒地镌刻上了中国本土作家的名字，首次显现了中国文学代表的身影。获奖喜讯传来，文坛内外一片欢腾，国内与国外的热议不断，个中反映了诸多的文情，也折射了不少的舆情。

　　严格意义上说，莫言获诺奖，主要是他以自己的出色创作和独特风格，赢得的个人的难得殊荣。但他作为中国当代作家的一员，他的人生成长，文学历练，都与当代中国的社会演进与文学演变密切相关。他的创作的内涵，他的作品的影响，他的获奖的因素等，都在一定的程度上，折射着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与现状。以他作比照，可进而寻索当下文学创作存在的优长与不足，以及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制约与问题。从而，把莫言获奖作为一面镜子，作为一个动力，来促动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与繁荣，传播与影响。

　　对整体文学的反思

　　应当承认，莫言获得诺奖，一些潜在的因素无形中也在起着作用，这就是他背后的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化。中国当代文学在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在几代作家的共同努力之下，从作家群体，到创作倾向，从文学观念，到艺术手法，都在积极进取之中不断出新和深刻变异，前所未有地走向了多样化，国际性的文学交流也逐步趋于深入。这种巨大的文学存在，以及内含的中国力量、中国影响、中国市场，都很难长期被视而不见。评选了百年的诺奖，颁奖给中国作家，是必然的事情，迟早的事情。因此，诺奖颁给莫言，实际上也不无肯定中国当代文学成就的意味。

　　就莫言的创作历程来看，他步入创作的1981年，正是文学劫后复苏的80年代。这个时期，文学在理论思想上正确处理了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等一系列重大关系之后，在创作上正呈现出一个以创新为先导、以突破为荣耀、各种思潮蜂出、各种写法并举的繁盛期，国外的文学文化思潮，欧美现代派文学、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等创作流派，都以多种形式的译介，给中国文学带来巨大的冲击与多样的借鉴。莫言如饥似渴地兼收并蓄，并在创作中表现出不拘一格的文学追求。他的《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一出手就不同凡响，而且难以归入任何一种倾向；他的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丰乳肥臀》、《檀香刑》等接连而来，一作与一作，又绝无重复，面目迥异。他在创作上，既不断进取，又独辟蹊径，逐步形成了一种混合性的特质，其中有两个方面最为显见，一个是出于兼收并蓄的个性化，一个是立于本土文化的原创性。这种特立独行，使他一直在国内的小说创作中引领风气之先，并为国外文学同行和读者所普遍喜欢。

　　客观地审视当下的中国文学创作，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像莫言这样在国内外广受关注的一流作家，我们还为数不多。莫言之外，也就十多位而已，如贾平凹，陈忠实、余华、李锐、阿来、苏童、阎连科、铁凝、王安忆等。而更多的作家，因为艺术上的个性力度与创作上格局气度等都还有所不足，文学上的影响还主要局限于国内。

　　更为严峻的是，目前国内的文坛因为受到市场化、娱乐化、传媒化等因素的影响，正前所未有地分化与泛化。这使得置身其中的作家们不能不受到一定的影响。因此，我认为，有两个方面的问题亟待解决，一个方面是文学领域的，这就是中国文学的整体水平确实还有待于提升，一流作家的阵容还需要努力增强和扩大；另一个是文化领域的，即中国读者这些年在阅读中日渐走向了分化与浅化，轻松阅读、娱乐阅读与实用阅读，成为最为流行的阅读，这种阅读的取向与作家们的严肃的纯文学写作构成了极大的错位。这后一问题，也是个综合性的社会性问题，更需要我们切实加以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