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斌近影
读到胡锦涛十七大报告中的“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坚持教育公益性质，加大财政对教育投入”，年已古稀的柳斌心潮澎湃，作为原国家教委分管基础教育的副主任，“义务教育”是柳斌半生心血倾注的事业。
“免费教育”没有写入首部《义务教育法》
1985年，中国百废待兴，国家财力严重不足。教育是“文革”中的重灾区，尤其面临同样的困难。邓小平明确指出，搞经济，科技是关键，基础在教育。“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
1985年，国务院撤销原教育部，成立国家教委。柳斌从江西省副省长岗位上调到国家教委任副主任。一到教委，柳斌就马不停蹄地到基层调研，看到的情况让柳斌深深担忧：1977年，全国适龄儿童的入学率为96.5%，到了1982年却下降到93.2%，其中农村由90.8%降到62.6%。
柳斌走马上任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担任《义务教育法》起草小组组长，“义务教育并非新名词。当时，世界上接近200个国家已经实行义务教育，有可借鉴的书面资料和法律条文；我国也有将近40年普及小学教育的经验可供借鉴”，柳斌坦言，法律制定过程遭遇的困难，都与经费有关。
“第一个难题就是关于普及义务教育的年限问题。”有人认为按照国家当时的实力，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财政负担不起。但因为“文革”前已经提出了普及小学教育，1982年教育部又发布了普及小学教育的文件，最后《义务教育法》还是决定普及九年义务教育。
义务教育是否免费，则成为整个《义务教育法》起草、制定过程中最大的争议。柳斌和同事们算了一笔账，按照当时标准，每年全国中小学生杂费在6亿元左右，1985年国家难以拿出这笔钱，全国人大讨论后，决定还是只免收学费。各地学校按照需要，收取少量杂费，用于日常开支，缴纳水电、置办办公用品等。
1986年4月12日，全国人大通过了新中国第一部《义务教育法》，“免费教育”最终没有写进法律条文。
地方和百姓助基础教育走出低谷
伴随《义务教育法》的出台，柳斌的身份也从法律草案制定者转变为执行者。当时制定义务教育法的原则是宜粗不宜细，先把最主要的原则确定下来，因此，《义务教育法》只有18条。但当时有人说这部法律是“软法”，因为对投入没有硬性规定。制定教育法，争议在钱；执行教育法，最大的困难还是钱。
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思路是实行体制下放，也就是把发展基础教育的责任交给地方各级政府。实行县乡村三级办学、县乡两级管理、以县为主的体制。当时各级政府财政预算投入所占比例还不到义务教育总投入的一半，义务教育的发展主要依靠企业和农民的支持。
那是一个令人感动又令人鼓舞的时代。在广大农村、城镇，每家每户都在为学校出钱出力，力所能及地为孩子创造良好的读书环境。柳斌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在山东调研时，农村最好的房子是学校。
1986年，国家教委提出“一无二有”作为义务教育学校的最基本标准，即校校无危房，班班有教室，学生人人有课桌凳。最终，不仅每一所学校都实现了“一无二有”，而且添置了教学设备，修了围墙还盖了厕所。
从1986年到2000年，十几年间筹款达数千亿元，我国基础教育终于走出了低谷，达到了有史以来最好的程度。全民受教育水平由1985年前的人均4.3年，提高到2000年的人均8.1年，实现了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
提案人数最多的法律修订议案
柳斌1937年出生在江西萍乡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幼年时，几位良师不仅教给柳斌知识，更在他的心灵深处埋下了“教育”的种子。1957年，柳斌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先留校，后回江西萍乡二中工作。之后担任萍乡市副市长、江西省副省长。
1985年组建国家教委，物色了十几位候选人，当中组部同志念到柳斌的简历时，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说：“这个就可以嘛！学师范的，当过大学和中学老师，对教育比较熟悉，又爬过各种台阶。”于是，柳斌成为国家教委副主任，后担任国家教育部总督学。1998年，柳斌进入全国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员会工作。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国家实施农村税费改革，取消农村教育费附加的征收，并分离企业所办的中小学。这些政策使农民和企业的负担得到减轻，但也使得农村义务教育经费锐减，许多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发不出来，学校危房率逐年上升，不少教师弃教从事其他职业。与此同时，“杂费”雪球越滚越大，成了一些地方乱收费的借口……2003年，近600位全国人大代表提出议案要求修订《义务教育法》，是历史上提案人数最多的一项法律修订议案。2004年和2005年，签名的代表分别是727名和740名。
柳斌参与了《义务教育法》修订的全过程，“人大常委们形成了一个共识，第一是要由‘人民教育人民办’，转向‘义务教育国家办’；第二要由收费义务教育转为免费义务教育，使义务教育回归它本来的面貌；第三，原来是县乡村三级办学，投入以县为主，现在转换成管理以县为主，投入由省级政府统筹落实。”
2006年，国务院将义务教育纳入公共财政保障体系，柳斌也终于放心了。“虽然现在还是低水平的保障，但体制转换过来了，经过发展，义务教育投入体制会由不完善到完善。”
（摘自《中华儿女》2007年11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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