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著名汉学家、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

    记者到瑞典工作以后曾采访过很多人，但全部使用汉语来采访一位瑞典人倒是第一次，而且他在汉语上的造诣要比包括记者在内的很多中国人都高出很多。在做采访准备时，记者得知他“十几年前得过结石，痛得厉害，不能站、不能坐、不能躺，就弄一个摇椅，一开始痛，就拿《庄子·秋水篇》来读，以减轻疼痛……”。这位对中国文化如此痴迷的瑞典人就是著名汉学家、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

马悦然，1924年出生于瑞典南方。1946年进入斯德哥尔摩大学，跟随著名的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先生学习古代汉语和中国音韵学。1948年大学毕业，到中国四川做方言调查。先后执教于伦敦大学中文系，澳洲国立大学中文系、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1990年退休。1975年当选瑞典皇家人文科学院院士，1985年当选瑞典学院院士（即“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1987年当选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1980到1982年，1986到1988年两度当选欧洲汉学协会主席。     1965年以来，马悦然把中国古代、现代和当代的文学作品翻译成他的母语——瑞典文。他的译作包括：大量的汉代诗歌、唐诗，宋词、元曲，《水浒传》和《西游记》等。

    马悦然精通方言学、中国音韵学、古代和近代汉语语法及诗律学，翻译过《水浒传》、《西游记》等多部中国文学作品。对于自己的汉语水平，马悦然自谦地认为仍有外国人的痕迹，但知其文不知其人的很多读者在读了他用中文写出的《俳句一百首》之后，以为马悦然是一位专写幽默作品的语言大师。在另一本文集《另一种乡愁》中，这位83岁的老人则表达了他对中国的眷恋之情。

　　爱读《西游记》中的诗词

    记者：您既是一位汉学家，也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那么从您的角度，如何看待中国文学作品的地位呢？

    马悦然：可以这样说，在世界其他国家文学还没有出现的时候，中国文学就达到了一个很高的高度，包括诗歌、散文、小说等都是如此。

    比如在诗歌作品方面，中国在3000多年前就有了《诗经》，那是世界上最早、也是规模比较大的一个诗集，屈原的《离骚》、《九歌》等优秀诗集，也是创作在先秦时期。到了汉代中国有乐府诗，南北朝时出现了山水诗，那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山水诗。至于唐诗，像李白、杜甫的作品，很早就被翻译成外文，可以说对世界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例如西方现代意象派诗人庞德的作品在审美情趣上就与李、杜很相似。

    中国明代传奇小说的成就也很高，而且所运用的语言也与今天的汉语很相似，比如《金瓶梅》虽然是16世纪的作品，但结构和文字都已经非常现代了，今天的人们读起来并不难。不过我本人最喜欢的中国古代小说是《西游记》，特别爱读里面的诗词。

    《西游记》一共有750首诗词，我曾经数过的。并且我认为吴承恩是那个时期填词最好的人，尤其是长段的山水词非常优美。只是现在很多中国人在读这本书的时候，都只关注故事情节，而忽略了那些诗词。

    记者：可惜到近现代，已经很少有中国人在古体诗词上有那么高的造诣了。

    马悦然：是这样的。从五四运动开始，有些人开始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比如那时创作的一些诗歌，字是中国字，但已经没有中国味了，看起来就像法文诗或英文诗。

    记者：可除了古体诗词外，那个时期还是有很多出色的文学作品。

    马悦然：这是当然。比如闻一多，他写的诗音乐性很强，我形容他是把中文文字作为材料，然后搭建起很美的建筑。还有郭沫若，我预言即使再过100年，人们也还会记得他创作的《女神》。另外老舍的作品虽然受到一些狄更斯的影响，但要承认依然非常出色。我个人非常喜欢沈从文的作品，如果他不是在1988年去世，那么我肯定他一定能获得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