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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45年诞生以来，联合国已走过了整整一个甲子，中国与联合国的关系也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1971年中国合法席位得到恢复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走进联合国这座世界政治的神秘殿堂，忙碌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大厦的文山会海里，奔走于联合国驻世界各地的代表机构间。对我们来说，这群工作在联合国蓝色旗帜下的同胞们显得既熟悉又陌生，他们是怎样工作的？他们的生活又是如何？请看本报驻纽约、日内瓦、内罗毕、喀布尔等地记者发回的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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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试成绩最优秀的一部分人将获得面试机会。面试可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进行，联合国承担所需费用；也可通过视频电话进行，由考试委员会的专家提问并评判。面试过程中，大约10％左右的候选人将被淘汰，余下通过面试的人员将进入联合国人事厅国际职员人才库，当出现职位空缺时，由联合国从人才库中选聘，任P—2级初级业务官员。 >>> 详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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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职员虽然有300多人，但在联合国语言部门的比较多，其中仅联合国大会部中文处就有60人左右，中文处所在的纽约联合国秘书处大楼的23层也因此被称为联合国里的中国城，但真正在政治、安全、经济等关键部门工作并担任高职的中国人并不多。>>> 详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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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2岁的赵兴民说，他1988年进入日内瓦万国宫任国际职员时，中国的开放程度还有限，国际职员由国家统一管理。随着国家的逐步开放，现在中国国际职员同其它国家的职员一样地工作与生活，自己租房或买房，孩子入当地学校，广交各方朋友，完全融入当地社会。在这里工作的经历让他增长了知识，开阔了眼界。 按联合国规定，国际职员可两年回国探亲一次，但大多数中国职员实际上每年都回国，每次回去都看到新的变化，对祖国的前景充满了信心和希望。不少国际职员在国内买了房子，以方便经常回去居住或退休后告老还乡。>>> 详细 |
| 他回忆说，上班第一天，他就感受到了联合国内的独特办事风格。当他向特普费尔询问自己要做什么工作时，特普费尔反问道：“你喜欢做什么？”他这才认识到，发挥主动性，自己“找”事做是联合国的工作理念。在英美西方文化主导的联合国内，需要的不是中国人的含蓄谦虚，而是个人能力的充分展示。“你必须时刻证明自己的才能，”王之佳感叹说。 >>> 详细 |
| 定于明年9月完成任期的李圣杰，说自己不一定能按时回去，因为明年初劳工局将有一个关于帮助喀布尔街头的童工重返校园的项目正式开始，9月份基本应该可以走上正轨。
但是如果出现什么情况的话，时间很可能被拖延，他说他希望看到自己的工作有了点眉目再离开。他还说他打算再干几年就退休，然后回到中国，去某个小山村当义务老师，“工作了那么久，既开心也辛苦，我想再做些自己感兴趣，对国家也有益的事情”。 >>> 详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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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2003年，正在内罗毕工作的韩晓信突然得到了老父在家病重的消息。本来应该立即回家探望，但正好碰上联合国这里任务繁忙，作为会议事务司中文组组长的他根本抽不开身。于是，他只能一边埋头工作，一边为在家乡接受手术的父亲担心。幸而在医生的精心治疗下，老父亲恢复了健康。身在异国他乡的韩晓信听闻父亲痊愈的消息，欣慰之下感慨万千，当时又恰逢中秋节，于是他赋诗一首，连同自己最喜欢的一张乞力马扎罗赤道雪山的照片赠给了父亲治病的医院。>>> 详细 |
| 刘达政的名字在联合国，甚至在纽约的华人圈里都小有名气。身为联合国大会部中文处培训专员，已近耳顺之年的他谈锋甚健。刘达政出生于广东省广州市，50年代初移居香港。1973年，刘达政赴美国匹兹堡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不久，恰逢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联合国为加强中文翻译队伍向社会招聘人才，25岁的他在激烈的角逐中脱颖而出。 >>> 详细 |
| 联合国规定职员的退休年龄是60岁。当问起翁盈盈退休后的打算时，她的回答让记者感觉到了她身上洋溢的法国式浪漫。“我想回到国内，在苏州买一间木屋，过一段‘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悠闲生活。”不过，翁盈盈还是向记者透露了一点心愿，就是希望能够有机会在中国内地的大学任教，把自己多年从事人事管理的经验倾囊相授。>>> 详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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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高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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