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季节的巴黎公社社员墙。（图片来源：大公报。程曾厚摄）
巴黎市内有三大公墓，其中以城东的拉歇兹神甫公墓历史最为悠久，占地面积也最大。拉歇兹神甫公墓是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名人墓园。法国社会从大革命开始，政治文化就有左中右的区分。公墓的东北角，是整座墓园里特色鲜明的角落：左派名人墓地。前法国共产党领导人多列士的墓，杜克洛的墓，中年投身革命的诗人艾吕雅的墓紧靠一边，巴黎公社革命家兼歌手、《樱桃时节》的作者克莱芒的墓也在附近。稍远处还有反战小说《火线》的作者亨利.巴比塞的墓。更远处，是一座座法西斯集中营死难者的纪念墓。如“献给纳粹集中营十万死难者”的墓，墓上一尊高大的青铜雕塑像，是一架有骨无肉的躯干，高高地“飘”在空中，令人不寒而栗。
不过，东北区最令人向往的是公墓东北角上那段矮矮的灰砖墙。人类历史的一页在此地结束，无产阶级革命的悲歌从这儿响起。这段灰墙，便是“公社社员墙”。一八七一年，五月下旬，公社的事业已经失败，凡尔赛分子在巴黎市内大肆杀戮，血腥报复，大街小巷，枪声四起，血流成河。最后一批公社社员且战且退，退入了拉歇兹神甫公墓。凡尔赛分子于二十七日傍晚冲进公墓。公墓是一座微型城市。在墓龛和墓碑之间进行的是一场名副其实的“巷”战，而且比任何其他地方发生的巷战更艰苦，更残酷。最后，枪战声不祥地停止了，墓园里死一般的寂静。第二天凌晨，被俘的一百四十七名公社战士，巴黎公社的最后一批英雄，被押到了公墓内一处荒坟的角落。枪声响起，他们一个一个倒下。巴黎公社七十二天的历史化成一曲悲歌，从此载入人类历史的史册。
公社社员墙在墓园东北角的尽头。我第一次来朝拜，发现这一带地势起伏，坡地较多。灰墙不高，两米左右，墙上刻有“献给巴黎公社死难者”的金字，但风雨剥蚀，字迹不清。右侧挂有一个四季殷红的瓷质花圈。地上有几束不很显眼的鲜花。历史有时是朴素的，伟大的历史时刻就体现在眼前的土墙上，地上一点黄土，草中几点小花，寒冬时不避风雨，烈日下不挡酷暑，一切是那么平凡，那么不起眼，你只有凝望瓷花圈，才找得到一点红色，一点英雄的本色，一点叫人联想起轰轰烈烈的东西。一百四十七个烈士没有留下名字，他们没有照片，没有坟茔，没有墓碑。他们是一个集体，是一个阶级，是一支力量，是一种事业。
以后，每当我来到拉歇兹神甫公墓，能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我的双脚会不自觉地向东北方向走来。我又看到，几乎褪尽金色的献词上，零零星星地挂着几茎小花，大多是单枝的红色康乃馨。为什么是小花呢？可见前来瞻仰的人，不是大人物，没有很多钱。他们多是平凡的人，一枝小花，聊表心意。只要表示的心意真诚，小花的颜色会更红，更持久，更令人肃然起敬。
有一天，我又依依不舍地告别这垛“巴黎公社社员墙”。那是夏天，天气有点闷热，墓园里游人不多，也不是扫墓的季节。我感到这个角落太寂寞了，太孤清了。我才走出几步，突然，我回过头去，想再望一下这个中国人很少有机会实地瞻仰的圣地。我惊呆了。
我看到在公社社员墙的左边，从似乎贫瘠的土地上长出一株孤立的大树。粗黑茁壮的树干，蕴涵着无穷的生命力，更托起一大堆密密匝匝的树冠。千枝万枝，郁郁，浓荫覆地。阳光下，大树长得好生轰轰烈烈，树身向前微倾，树梢伸出六七米开外，想去拥抱矮墙。那种强烈，那种真诚，那种执着，那种迫不及待，叫我惊讶，叫我感动。我几乎不相信眼前的景象。这儿是我常来的地方，我在树下一再经过，一再盘桓，一再享受它的清凉，怎么就没有早发现它的存在呢？如果不是今天偶然回头，真不知道何年何月和它认识，被它感召。站在生机如此旺盛的大树下，再望望眼前的公社社员墙，你会感到脚下的土地更坚实了，你会感到自己的体力更充沛了。
对巴黎公社这段历史有兴趣的人，公墓里还有不少值得一去的地方。公社社员墙属九十七区，《国际歌》作者鲍狄埃的墓在九十五区，革命作家瓦莱斯的墓在六十一区，工人活动家盖德的墓在八十七区，而领导凡尔赛政府血腥镇压公社的梯也尔的墓也在公墓里，在五十五区。
文章来源：香港大公报 作者：程曾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