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列二○○一年全球竞争力第一的北欧小国芬兰，在全国各个城市，基本上看不到哪条街上有交通警察在维护交通秩序。大凡在芬兰生活过一段时间的人，都会强烈地感受到芬兰人普遍遵纪守法的社会风气，典型的例子，就是即使在深更半夜的空旷街头，也不会有哪个芬兰人闯红灯。自律的素质高到这种程度，委实令人钦羡！

    正因为芬兰人有着这样好的社会道德素养，所以，为国家的普遍法制夯实了必备的基础，并为市场经济的健康成长创造了必要土壤，进而打造出全球第一的国际竞争力，将美国这样的世界一流大国也甩到了后头。在世上有哪个国家的国民素质能高到在无人监督甚至无政府管理的情况下也能自律？日本算一个，德国也算一个。

    首都师范大学的政法教授房宁在日本曾亲历过一次堵车，那情景足以令全世界震撼：从伊豆半岛到东京的公路上，几万辆车一辆挨一辆，排了一百多公里。那个时间段，几乎所有的车辆都是回东京的，道路右侧堵成一条长龙，而左侧却空出了一条“无车道”，谁要是开到左侧，可以一溜烟地直奔东京。然而，就是没有一辆车插到左侧空荡荡的“无车道”超行。

    再来看看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在德国的一个实例。一九四四年冬，盟军已经完成了对德国的合围，法西斯德国败亡在即。那时，德国百姓生活陷入困境，食物短缺，燃料匮乏。由于德国地处中欧，冬天非常寒冷，缺乏燃料可能导致许多居民被冻死，不得已，各地政府只得让市民自己上山砍树，回家生火取暖。

    据战前留学被困德国的季羡林教授回忆，德国人是这样砍树的：林业人员先在茫茫林海中搜寻，寻找老弱树和劣质树，并在这些树上画一个红圈，然后让市民去砍伐这些树。“砍伐没有红圈的树，要受到处罚。”问题是，谁来执行处罚？当时的德国，行政管理已名存实亡，公务员已尽数调到前线去了，市内找不到警察，全国基本上已呈现真空状态。但直到战争结束，在全德国也没有发生过一起居民乱砍滥伐的事，他们全都忠实地执行了这个规定。

    事隔五十多年后，季羡林谈起这件事时仍感喟不已：德国人“具备了无政府的条件却无无政府的现象。”而这样的奇迹，正是由全民严格自律的高素质创造出来的。

    世界各国都在讲要提高国民素质，然而，国民的高素质到底有什么标准？严于自律便是为人素质的最高境界。自律不但是一种道德，也是一种伦理。不论国家的社会性质有何差异，但这一点，却是社会人类的共同准则。

    自律作为一种社会道德，虽出自于对自己的真正关爱，但更出自于关爱社会的良心。

    自律的本能不会与生俱来，它虽然要靠社会伦理的教化，但更要靠法制的强力规范。意大利西西里岛墨西拿市市长米塞佩.布赞卡，一九九五年八月与妻子外出旅游，让公务车司机开车将他们送到四百公里以外的港口，回来后又让司机接他们回家。意大利消费者协会联合会就此将布赞卡告上法庭，指控他滥用职权，损害了纳税人利益。

    二○○三年十月二十一日，意大利最高法庭裁定布赞卡市长与妻子私用公务车属违法行为，以滥用职权罪判处其半年监禁。堂堂一个市的市长，因为用了趟私车，就被判锒铛入狱，法律的严格真的到了“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地步。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容不得你不严格自律。

    中国内地正在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并且已取得了显著成效。相信假以时日，国人的自律意识定会普遍增强，自律行为定会蔚然成风。有了全民素质的大提高，则中华的繁荣、崛起、腾飞可期。

    文章来源：香港大公报 文/薛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