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浙一带以出能工巧匠闻名。不过，在近代史上，浩荡的出洋谋生华人中，却鲜见江浙人身影。
战国后期就有了对外移民
中国历史上的对外移民，至迟开始于战国后期。目前已在海外落地生根的外籍华人和华侨，也可追溯到元、明时代。较大规模的劳工输出，则发生于近代。
清代中期，人口持续增长，到鸦片战争之前已高达4亿。在东南沿海地区，特别是丘陵山区，由于耕地有限，又缺少其他资源，人口压力相当严重。由于官方从来没有为移殖海外敞开大门，还经常发布禁令，或勒令在外侨民限期归国，否则将取消户籍，民众只能冒险偷渡，在侨居国也得不到中国法律保护。
西方国家在美洲、非洲、大洋洲大规模建立殖民地后，当地劳动力无法满足殖民需要，只能大批迁入白人契约奴、罪犯和非洲黑人奴隶。19世纪初，欧洲各国相继禁止贩卖非洲黑奴，而殖民地开发却继续扩大，劳动力需求更加迫切，急需找到新的来源。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用炮火打开中国大门，众多廉价劳动力成了新目标。另一方面，中国国内生存条件继续恶化，失去土地的农民日益增加，随着国外洋纱、洋布、洋铁、洋油等机制产品大量输入，传统手工业也受到致命打击，大批业主破产，工人失业。尽管清政府观念和政策依然如故，但已经无力对抗西方列强压力，也无法阻挡民众外出求生的洪流。
华工有过一段辛酸史
鸦片战争后先后开放的通商口岸，成为华工主要输出地。起初华工输出属非法，是通过掠夺和贩卖的方式，即所谓“苦力贸易”。
“苦力”是英语COOLIE的音译，源于突厥语KULI，即奴隶。为了掩人耳目，西方记载中往往称之为“契约劳工”（INDENTURED
LABOUR）。表面上，华工出国的确是通过“契约”：由外国公司招工，中国人“应募”签约，契约上写明“应募地点、工作性质、年限、工资数额和预付工资数”等项。或者向船主赊欠船票，同意到目的地后从工资中扣付，称为“赊欠单工”。实际上，不仅契约条件根本不会兑现，连招募和签约过程也完全通过诱骗、强迫，甚至掳掠、绑架的手段。这类公司或洋行被称为“卖人行”、“猪仔馆”。当然，这些做法都离不开本地“猪仔头”（蛇头）的合作。地痞流氓、土豪劣绅、洋行买办甚至某些地方官与洋人勾结，通过贩卖“猪仔”的各个环节，获得丰厚利润。
在集中、等候、长途航行过程中，“苦力”们完全丧失自由，生活条件极其恶劣，稍有反抗就遭刑罚，甚至被处死，因伤病而死和自杀的比例也很高。到达目的地后，处境与奴隶无异，加上水土不服、人地生疏、语言不通，能够坚持到“契约”期满又能返回故土的，只有极少数。
这样输出的劳工，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满足不了列强殖民需要，他们一再向清政府施压，要求容许华人“任便出洋”。1859年，广东南海、番禺两县和广东巡抚先后告示，不得阻止“自愿出洋”。1860年签订的《中英北京条件》，清政府承诺中国人可赴英国殖民地和别处做工。1863年，《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款》规定，双方“人民前往各国或愿常住入籍，或随时往来，总听其便，不得禁阻”。1866年，清朝与英法两国签订《续定招工章程条约》，允许在中国任意招募劳工。至此，华工输出已公开化、合法化。
厦门、汕头、澳门、香港、广州是主要输出地，1852年有4000余人被贩卖出国，另有万余人签约。1873年，澳门有“猪仔馆”300余所，从事“招工”的人有三四万，1864—1873年间由澳门输出的劳工近15万。输出范围也从传统的印尼、新加坡、马来亚、菲律宾等东南亚各地扩大到古巴、秘鲁和南美各地，巴拿马、英属西印度群岛、澳大利亚、新西兰、南太平洋西萨摩亚、美国、加拿大、东印度群岛、夏威夷、俄国远东地区等地。
南非发现金矿后，仅1904—1910年间就输入7万华工。华工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开矿、筑路、垦荒种植，从事繁重艰险的劳动，为当地的初期开发和经济繁荣作出巨大贡献。
累计有上千万人以劳工身份出国
契约劳工在古巴、秘鲁等地遭受虐待的消息传出后，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1869年，清政府照会英、法、俄、美、西等国，要求“凡有招工者只准有约各国之商设局办理，凡承工者只准前往有约之国承工，凡装载工人者只准有约各国之船装载前往”。各国从自身利益出发，也开始禁止贩卖苦力。
1873年3月，英国宣布“贩卖苦力应视为奴隶贸易”，“凡与贩卖苦力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行动”应依法严惩，随后通过3个相应法案。同年底，澳门总督发布公告，三个月内禁止从澳门装运苦力出洋。1912年初，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颁布政令，要求外交部“妥筹禁绝贩卖猪仔”办法，令广东都督“严行禁止贩卖猪仔”。但由于政府保护不力，官府腐败，企业和商人受利益驱动，民众迫于生存压力又缺乏自我保护手段，种种变相的苦力贸易始终没有绝迹，出国华工的合法权益也经常受到侵犯。当一些国家经济衰退，劳动力相对过剩时，或出于狭隘民族利益，就会限制和驱逐华工，实行排华政策。1882年，美国首先通过“排华法案”，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也先后出现排华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战火纷飞，西方国家对外投资锐减，对殖民地控制削弱，劳工需求减少。但在北洋政府宣告参战后，为对协约国供应劳工，专门成立侨工事务局，颁布保护劳工章程，奖励华工出洋。约70万华工前往欧洲协约国和战场充当工兵，2000人在战场丧生，途中遇袭身亡的超过3000人。部分华工战后在当地定居。战后因政局动荡、全球性经济大萧条、日本侵华、第二
次世界大战爆发，华工出国大受影响，有时还引起较大数量回归，但由于国内政治黑暗，战乱不断、经济凋敝，民生艰难，出国潮流始终不断。
据估计，到1949年为止，中国外迁人口累计达1000万—1500万，其中大部分是以劳工身份出国的。
同处沿海，江浙劳工输出远少于粤闽
劳工输出地的分布有很强的地域性，即某一地区往往集中迁往某一国家或地区，广东和福建沿海是中国迁出人数最多、最集中、持续时间最长的地区。相比之下，同样沿海的江浙两省，却不甚突出，无论迁出人数还是占总人口比例，都要低得多，一些发达市县基本只有求学、求职、经商、投亲等移民，几乎没有华工出国。这种现象绝非偶然。
从人口迁移的条件分析，迁出地推力越大，迁移动力越大，人数越多。而迁入地的拉力越大，吸引力越大，吸引的人口越多。但同样的拉力，因迁出地条件不同，作用也不同。对贫穷地区的吸引力，对发达地区或许起不了作用。
尽管江浙两省的人口密度比闽粤地区还高，人地矛盾也相当尖锐，但精耕细作的农业、发达的商业和手工业，使江浙一带的人口容量不断增加。上海的兴起和迅速发展，又为富余人口和资本提供了新的去向，周边其他省区也相对发达，相互间交通便利，经济交流频繁，也为富余劳动力增加了出路。
而闽粤沿海腹地狭小，对内陆交通不便，周边地区经济落后，加上长期的外向传统，多数过剩人口只能靠外迁消化。江浙一带社会相对安定，即使在太平天国战争、军阀混战和日本侵华战争期间，也有上海的租界作为避难场所。闽粤则土客之间矛盾尖锐，19世纪50年代广东新宁、开平、恩平的土客械斗持续十多年，死伤数十万，客家人不得不外迁，或被安置于赤溪厅狭小的范围内，因此客家人中外迁比例很高。江浙两省赴日本留学的人数为全国最多，但极少有人选择留在日本，因为当时日本的生活水平不见得比江浙高，东京也不如上海发达。（葛剑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