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易斯拐点没有来临

刘易斯拐点是否来临，从理论上要进行深入的研究。我认为，刘易斯拐点在中国没有到来。主要是出于这样几个方面的理论和国情理由。

第一，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还很低，农村人口还要继续向城镇流动，包括其中的劳动力。按照刘易斯的模型，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只有在农村和农业中没有剩余的人口和劳动力时，才能成立。从统计看，中国2009年城市化水平46.59%，处于低城市化水平国家，人口还要继续从农村向城市流动，包括其中的劳动力。一个低城市化水平的国家，还存在巨大规模的农村人口，说刘易斯拐点已经来临，直观上也是说不过去的。只有城市化水平达到 70%时，说刘易斯拐点来临，还比较接近现实。

第二，按照劳均耕地来看，中国农业中剩余有大量的劳动力。2009年总计就业的劳动力 77995万人，其中城镇31120万人，农村46875万人，农村就业人员中在乡镇企业就业的有15588万人（实际上大部分乡镇企业已经在城镇，也就是许多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劳动力在农村居住，在城镇上班）。从大数估计，全国近78000万劳动力中，城镇固定劳动力大约为28000万人，农民工20000万人，在农村从事农业的 30000万人。

即使农村向城镇转移了2亿劳动力，中国目前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也是很低的，农业劳动力在全世界看，也属于极度过剩的国家。中国农业劳动力人均耕地0.36公顷，仅高于孟加拉国和越南，位居全世界倒数第3位。从农场规模看，拉美国家的农场规模可达几万乃至十几万亩，美国农场规模平均3500亩，欧洲国家约为200—500亩，韩国、日本和台湾的农场规模约为30—50亩，而中国的家庭农场规模也就20亩左右，南方一个家庭大约只有5—6亩耕地，而且就这样小规模的农场，也支离破碎，土地不在一起。

第三，制度改进和技术进步，将加快农村剩余人口和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由于中国的户籍迁移、居住、公共服务、社保等制度的城乡分割，实际是一部分中年和妇女劳动力不能够从农村向城市流动。如果农民进城户籍、公共服务、居住、社保等逐步均等化，农村中的中年劳动力和妇女劳动力就会向城市转移。而改革是一个趋势，农村留守的劳动力终究要向城市转移的。虽然农村中许多青壮年，特别是男性劳动力，已转移到城市，但还有许多老人以及妇女滞留农村。并且每年还新增大量的农村初、高中毕业生，作为新生的农村劳动力，也要向城市流动。

随着农业技术的进步，农业水利化、电气化、机械化、规模化、化学化和生物技术化等设备和技术对从事农业，包括从事养殖业的劳动力，替代非常明显，而且替代程度越来越高。未来农业现代化与农业劳动力被越来越多的挤出不可避免。

第四，刘易斯拐点来临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农村的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与城镇的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基本接近，中国农业和城镇在这方面还差得太远。这样，在农村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时，如果城镇给予的工资低，他就不会向城镇转移。实际上农村和农业中的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远低于城镇平均水平。发生民工荒和近期农民工工资上涨压力，不是农村和农业的劳动生产率达到了城镇的水平，而是因为城镇中的一些企业给予农民工的工资低于农民工的生活成本。

第五，分析刘易斯拐点是不是来临，既要看供给曲线，也要看劳动力的需求曲线和需求趋势。一是从所有制结构看，国有和集体企业在上世纪高峰时期曾雇佣1.3亿劳动力，现在国有企业雇佣人数不到3000万，集体企业雇佣人数不到500万，这意味着国有和集体企业减少了近1亿工作岗位，而且还在继续减少。二是从产业结构看，现在 40%劳动力在农业，27%在工业，34%在服务业。但去年农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降到10%以下。这意味着 40%的农业劳动力仅创造了不到10%的GDP，可见农村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与城镇工业和服务业相差有多大。而刚才已述，刘易斯拐点的假设之一是农村和城市的劳动生产率大体相当。三是从企业规模结构，以及每千人口拥有的企业数量看，发达国家每千人45个左右，发展中国家国家30个左右，而中国只有12个左右，中国小企业少，地方许多都是大型工业企业发展主导，提供就业机会很少。简言之，无论是从所有制结构，还是从产业结构，还是从每千人口拥有的企业，特别是能吸收劳动力就业的小企业数量看，中国远远没有到劳动力需求把农村过剩余劳动力吸收得已经没有了的时候。

总之，我认为，刘易斯拐点没有来临。当中国刘易斯拐点来临的时候，大约是城市化推进70%以上时。因此，刘易斯拐点来临，恐怕要等到2020年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