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乃会说话的法律，法律乃沉默的法官”。在一般理念里，“法官”不会被理解成是“官”；可是当法官当上法院院长之后，没人不认为他不是“官”了。

    阜阳两法官，买官的事实被受贿者的一审判决书所认定之后，一人得以连任法院院长，一人被选为法院院长；群众虽多次举报，但他们在这个“官位”上坐得稳稳当当，天天在“维护司法公正”（3月31日《中国青年报》）。

    这院长之“官”，位高权重。如果说医生是给人看病的法官，那么法官就是给社会看病的医生，而这做上院长的官员，好歹能给官场看看病吧？可他们竟是通过行贿“买”得官来的，倒能充分反映出“官场病”来。显然，他们不懂得“空气动力学”，却很明白“官气动力学”。

    这“官气动力学”，要诀就是“跑官要官”——往上级官员那里“跑”，从而获得官位。这让我想起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吕日周所说的一段话：仅在一定级别干部范围内决定干部升迁，他们就会“跑官”，以较小成本取得较大利益；如果把党内民主测评和群众测评结合起来，那干部就得把“跑官”和“跑民”相结合，只能老老实实地工作。吕日周这话的关键词是“跑官”和“跑民”，前者即“跑官要官”，后者即“跑民要官”——想要官，得“跑民”，这说得多好。当然，测评可以广义地理解，比如“用脚投票”也是一种“测评”。

    在现有的制度环境中，“跑官”就能“得官”，所以就用不着“跑民要官”了。若像报道里说的，“市人大只是走了一个任命程序，并没有决定权”，那么这样上任的官员就不可能对代表人民的大会真正负责。“跑官”要到官位后，为何即使被认定是“行贿买官”也不被拿下？一个重要原因是，“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构成了上下利益共同体，就难以“上惩下”；大家都是“一家子”，最好就是“你好我好大家好”；否则，惩罚共同体中人，也就是惩罚自己。所以，无论是不是直接利益攸关者，也会从本性上官官相护。这样就注定了“跑官要官”在本性上是“安全”的，“跑官要官”在实质上已被“提升”为“跑官护官”，“较小成本”博取的其实是双倍的“较大利益”。

    若是“跑民”而得到官位，就没这么安全了，因为民众能“载舟”亦能“覆舟”，能把你从官位上给拉下来，民众这把“保护伞”是绝不可能保护贪腐之官的。“跑民得官”者，想在违法后也“跑民护官”那是不可能的，而只有凭你“一身正气做人，一尘不染做官，一丝不苟做事”。

    因“跑官”得到的官位是缺少制约的，所以他能无所畏惧稳坐钓鱼台、放心放手放胆地“前腐后继”。一位领导人在理论文章中说到党员队伍中还存在一些严重影响形象的问题：有的作风涣散飘浮，脱离群众，不讲实话，不办实事；有的趋利媚俗，随波逐流，追求低级趣味；有的骄奢淫逸，贪图享受，拜金主义严重，追求个人享乐；有的不务正业，热衷于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有的以权谋私，腐化堕落，参与赌博，贪赃枉法。更麻烦的是，“跑官要官”往往导致官员越来越多，“阜阳全市30多个百姓养活一个官员”，就属于这样的情形。

    “跑民要官”，民众就不可能同意“十羊九牧”。其实“跑”上面的领导也很累人的，“跑民要官”看起来跑面很大，但那是比较单纯的。权力是人民给的，“跑民要官”之机制符合这一原则；相信真正有水平、有能力、思想解放的人更乐于合法地进行“跑民要官”。

    王胜俊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当选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后，提出要全面提高法官队伍政治素质业务素质；要加强法院监督体系建设，强化监督意识，确保监督规范，监督到位；“对于违法违纪的法官和工作人员，要坚决查处”。真的到了“违法违纪要查处”的地步，已经是很被动了。阜阳两“买官院长”，大抵属于“要坚决查处”的情形，可没能查处，可见事后惩戒远不如事前设防；而“跑民要官”就是一道很好的防线，是一种无形的监督，亦即对官员们的最大负责。（徐迅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