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香港７月１９日电（记者吕诺）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受世界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的推动，国际教育市场日益开放，新一轮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浪潮席卷世界。

    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潮流中，中国的大学怎样才能不迷失方向？１８日在香港城市大学举行的“大学国际化校长论坛”上，来自海峡两岸和港澳特区４１所大学的校长们对此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高筑围墙，还是拆除樊篱？

    教育的国际化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必然的趋势，开放的世界也使这个时代的青年拥有比前辈更广阔的视野和更高的知识需求。

    “封闭于一国一地的教育，已经不能满足当代学子的需求，他们希望通过跨国界、跨文化的求学经历获得国际视野。大学要培养真正一流的国际人才，就必须步入国际化的快车道。”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施建军说。

    高等教育国际化，也是国家和大学的利益所在。“澳大利亚在２００６年的教育输出，对国民收入的贡献超过了羊毛加小麦的出口总额，而且带动了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提高了澳大利亚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冯惠玲指出，“教育市场的竞争逐步从国内延伸到国际。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加强教育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可以提高本国教育水准，加速本国教育现代化进程。”

    来自台湾的叶永烜认为，海峡两岸和港澳地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实现，还有较长的路要走。他说，讲外语是国际化的重要环节，但能讲英文并不能等同于具有国际观。只是部分重点大学提高了国际化程度，不等于整个高等教育实现了国际化。

    拥抱机遇，能否应对挑战？

    随着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推进，一个科技、教育、文化和学习无国界的全球化时代向我们走来。大学有了更多跨国、跨民族、跨文化交流、合作和竞争的机会，教育资源在流动和重组中放大了功能，学生有了更多的全球就业机会，国际化使高等教育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但是，国际化也给大学发展带来了一些隐忧。香港教育学院院长张炳良说，在急速的国际化过程中，也存在如教育的商业化和商品化、国外低品质“学位加工厂”涌现、国内人才流失、本土文化受到严重冲击等问题。

    “过去十多年，我们满怀豪情地争经费、争人才、争硬件，现在回头一看，一些校园里的人已经静不下心来好好读书、想问题了，他们正在失去其最根本的东西。”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说，“在现代化和国际化的潮流中，大学发展必须解决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在社会关注下，如何保持自身的安静。”

    高等教育国际化，冲击着中国大学现行的办学体制、评价机制、管理模式及价值取向。冯惠玲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留学生输出国，教育资源进出不均衡、不对等。与传统办学观念和习惯的冲突，与世界一流大学学科的差距，在英语主导态势中语言的劣势，以及各种教育资源的不足，都使中国的大学在国际化进程中必须付出更多努力。

    选择趋同，还是选择立异？

    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摆在中国大学面前——如何处理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关系？是单向地向世界先进大学靠拢，还是同时努力用自己的教育理念丰富世界先进大学的内涵？是一味地遵循国际统一规则，还是同时注重保持自身特色？

    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使各国高等教育有了越来越多的共同语言。而现有的大学评价体系，以排行榜的方式在世界上树立了“好大学”的标准。

    “各国大学都自觉不自觉地用相同指标体系衡量自己的发展水平，也在一定程度上催发了办学模式的趋同倾向。”冯惠玲说。

    “国际化不能等同于欧美化。”张炳良强调，大学在国际化的同时，必须保持本土化特色，在世界高等教育体系中彰显优势，赢得应有的地位。

    “一味趋同不可能在竞争中取胜。高等教育只有坚持自身的特色和优势，服务于自己的国家和民众，才能真正赢得世界的认同。”冯惠玲说，“现有大学评价体系有其合理性和价值。但是，我们不能完全被这些规则牵着走，不能放弃中国大学的使命和特色，不能淡漠本民族的文化和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