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上海５月１０日电（记者　任沁沁）上海戏剧学院退休教授舒志超说，他平生最大的一笔“财富”就是亲手培养的一批批藏族学生。他的这些学生学成回藏，都已成为西藏文化艺术事业的骨干力量。

    １９５９年，为了适应西藏民主改革新形势的需要，上海戏剧学院受中央文化部和西藏工委、自治区筹委会的委托，创办了第一届藏族表演大专班。从此，２９名昔日西藏贫苦牧民、农奴的儿女跨进了高等学府的大门。

    回顾起４８年前，为上戏第一届西藏表演班农奴学生上课的情景，舒志超感慨万千。

    ２９名学生，大都出身于西藏贫苦农牧民家庭，有的从小被迫当“差巴”（寺庙里的苦工），有的从小失去父母，沦为乞丐、孤儿，有的当过尼姑，有的是牧民。

    “他们黝黑的脸上，刻着深深的皱纹。在来到上戏之前，几乎没有受过任何教育。只有班长拉巴顿珠能讲几句汉语。”舒志超回忆道，“他们身上，戴着农奴制强加的精神枷锁。”

    对于给西藏学生上的第一堂课，舒志超至今印象深刻。班长拉巴顿珠高喊“起立、敬礼、坐下”的口令，有些学生双手作献哈达的动作，同时将舌头伸向嘴外。

    “我惊叹于这个礼节，便问班长‘对老师行礼为何要伸舌头？’”

    拉巴顿珠解释说：“我们不会讲汉语，也不识字，只知道对老师要尊敬。在西藏，农奴见了农奴主，在行鞠躬礼时，要将舌头伸出嘴外，否则将受到农奴主的严厉惩罚。”

    舒志超急了，一边打手势一边说：“老师不是农奴主，学生也不是农奴，不是压迫剥削关系，师生是平等的。用不着再像农奴见到农奴主那样行礼了！”拉巴顿珠听懂了之后，整整花了十多分钟时间翻译，终于把这将事讲清楚。

    学生们露出高兴的笑容，如释重负。

    舒志超给藏族学生们讲授的是政治史论课和社会发展简史课。在一次讲授社会发展专题的时候，亲身经历了西藏农奴制的学生们的现身说法，让舒志超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他向学生讲述了在１９５９年１０月北京举办的第一届“西藏今昔”大型历史展览中，他看到过的两件农奴主对农奴实施酷刑的实物：剥下来的人皮和挖眼睛用的“石帽”。这两件实物传达的残酷信息，一直让他难以释怀。

    “一件是挂在墙上的一张发黑的小孩全身人皮；另一件是一种酷刑工具——一顶石帽，受刑农奴头顶着这个石帽，时间一长，两颗眼球倍受压力后向外凸出，然后被刀挖去！”时至今日，回忆起这些所见，舒志超依然情绪激动。

    他向记者回忆起当时课堂上的情景：“听了我的讲述，学生们打破了一向的沉默，纷纷站起来，愤怒地控诉。他们讲述了许多亲身经历或所见所闻。”

    当中听课的一名学生叫做大旺堆，后来主演了电影《农奴》中的农奴角色。

    为解决沟通问题，舒志超尝试了很多不同的教学方法。“用得最多的是‘看图识字’。”譬如，讲授“生产力发展”的时候，舒志超就画了人类从保留火种、钻木取火、到使用上火柴、油灯、蜡烛、电灯等的演化图帮助学生理解。同学们学起来就不大困难了。

    上海戏剧学院自１９５９年至今，共培养了五届七批近百名西藏班学生。舒志超教过的西藏班，包括１９５９年至１９９５年的四届西藏表演班、１９７７年和１９８９年的两届藏族舞美班、１９６５年的青海藏族表演班等。

    他引以为豪的是：“有的学生我教了他们父子、母女两代人。”也因此，他和藏族学生结下了深情厚谊。

    “从第二届起，西藏表演班学生的汉语水平提高了，穿着也改善了。”舒志超说，随着语言障碍的逐渐消失，他和学生之间的沟通更融洽了。

    “每逢藏历新年，我常被邀请去做客。学生们会把最好的羊头给老师吃。”

    “他们常常邀请我穿上藏服，为他们的歌舞节目如《洗衣歌》等伴奏二胡。久而久之，我也带有了藏族同胞的气质了，台下观众们经常以为我就是藏族人。”舒志超说，他很高兴被认为是藏族兄弟，“汉藏本来就是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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