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评：是“西藏人民的代言人”，还是西藏农奴制度总代表？——评达赖言行
新华网北京４月１０日电（记者 李斌）近期，达赖宣称自己是“如法守戒的佛教比丘”，口口声声“我感到万分的焦虑”“我的愿望是真诚的，我的动机是诚恳的”。
然而，认真分析达赖集团的言行举止，透过现象看本质，透过语言“烟幕弹”看达赖的所作所为，不仅谈不上“如法守戒”，更谈不上代表西藏人民的利益。正如外交部发言人所说，达赖是西藏政教合一的农奴制度的总代表，是长期从事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活动的政治流亡者。他代表的是腐朽没落的农奴制度，是早已被历史淘汰的政教合一制度。
西藏政教合一制度是僧侣和贵族联合专政的制度
西藏曾经长期处于政教合一体制下的封建农奴制社会。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总干事拉巴平措研究员说，这种政教合一的制度，也就是僧侣和贵族联合专政的制度。
“达赖是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的总代表。”拉巴平措说，实际自五世达赖以来，在中央政府的册封、支持下，达赖才逐渐成为西藏地方政治上最有影响的实力集团，成为西藏地方权力机关即噶厦政府的总代表。
历史上，政教合一并非西藏独有。在欧洲，政教合一制度曾延续上千年。１５世纪，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结束了欧洲政教合一制度，工业大革命则迅速把欧洲各国带入现代化。然而，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一直延续到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严重阻碍了西藏社会经济的发展，使西藏社会生产十分落后，人民生活极度贫困。
即使是在这种背景下，鉴于西藏民族、宗教问题的复杂性，新中国成立后，由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规定，“对于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同时要求“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这些规定构成了中央对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的一套完整的不能随意割裂开的方针和政策。然而，达赖集团并不满足，于１９５９年悍然发动叛乱，这反而加速民主改革的到来，“边平叛边改革”，百万农奴得到解放，翻身成为国家主人。
叛乱失败后逃亡海外的达赖集团是怎样一群人呢？藏学专家指出，世界上善良的人们或许已经淡忘了他们当时的真实面目，但历史是抹杀不了的，清楚地记录着他们的所作所为。无数的历史事实和文献表明，他们是当时那些坚决拒绝废除封建农奴制度，坚决维护逆历史潮流的政教合一制度，拒绝给百万西藏人民人权和平等，疯狂叫嚣“什么都不能改的”的封建农奴主分裂势力。
从废除封建农奴制，到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从加强民族干部队伍建设到实施全国支援西藏的政策，过去数十年里，西藏的经济社会事业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迅速提高。这一事实，全世界有目共睹，不容否认。“这一变化可以用惊人的翻天覆地来形容。”年逾六旬的藏学专家大丹增说。
藏学专家刘洪记说，今日的西藏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各族人民享有法律所赋予的各种权利，在改善民生方面基本实现了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达赖集团搞“西藏独立”是妄图恢复政教合一制度
达赖叛逃之后，又对西藏做了些什么呢？藏学专家唐家卫说，十四世达赖喇嘛在国外流亡了４０多年，把人生最宝贵的时光用在了离经叛道、背叛自己祖国和人民的所谓“事业”上。尽管他在国际反华势力的支持下，费了很多心思，想了很多办法，用了许多策略，但是，幻想终归是幻想，西藏是中国一部分的历史事实不容置疑，任何人都无法改变。
专家指出，达赖集团“西藏独立”的幻想，就是妄图恢复历史上曾经存在的政教合一制度。即使是在达兰萨拉的所谓“流亡政府”，也是政教合一的变相产物。“流亡藏人宪法”赋予达赖喇嘛控制和主宰政教的一切最高权力，是这个分裂主义集团的总代表、总头子。
为了维护自己在“流亡政府”中政教合一的地位，达赖借护教之名，在藏传佛教内部及流亡藏人社区实行宗教迫害，造成了一系列宗教暗杀和暴力冲突。藏学专家刘洪记说，上世纪９０年代达赖集团排斥、打击护法神杰千修旦的信徒，认为杰千修旦是修异说、发“恶愿”的教派，打击迫害，致使许多人被迫离寺逃走。２００７年１月，达赖在印度举办的传法会上要求信众不要供奉杰千修旦护法神，甚至威胁信众要在达赖和杰千修旦护法神之间做出选择。在他的煽动下，西藏和其他藏区一些寺庙出现了捣毁杰千修旦护法神塑像的事件，并引发信与不信两派群众的冲突。
在全体中国人民一心一意谋发展，西藏社会稳定、经济快速发展的时候，全体中国人民发自内心积极迎接奥运会的关键时候，“３·１４”拉萨暴力犯罪事件成为亿万群众认识达赖集团真面目的反面教材。
事实已经证明，达赖集团是“西藏人民大起义运动”的直接组织者、策划者、指挥者，而“３·１４”拉萨暴力事件是“西藏人民大起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痛心地看到，事件发生后，对西藏旅游业和商业等行业造成的损失何止亿万元？对民族感情的撕裂，对人们心灵所造成的创伤，更是难以计算的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