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沈阳３月３０日电（记者于力  李柯勇）“你等一等，过几天再说”——这是赵殿武最怕听到的一句话了。为了一套按政策理应分给他的３７平方米单间房，这位沈阳的动迁户在有关部门之间跑了１０年。如今，他的这间房子终于有了盼头，可房子没有到手，心里还是不托底。

    从１９９８年起，赵殿武把自己每次讨房经历都写了详细的日记。１０年来，他的日记写了三大本。翻阅这些文字，人们心头涌起酸楚。

    蒋主任态度和善，却拖了４年

    今年７０岁的国企退休工程师赵殿武，是沈阳市大东区珠林一小区的动迁户。１９９４年５月，他家拆迁。按政策，回迁后应该分给他家三室一厅房和单间各一套。他交完各类款项，办好手续，等了４年多，往大东区旧区综合开发改造建设管理办公室（下称“旧改办”）跑了上百次，１９９８年终于分到了一套三室房。

    大房子给了，就剩下那个３７平方米的单间没给，总该快了吧？老赵没想到，这只是他讨房“马拉松”的起点，也是这三大本讨房日记的开头。

    “１９９８年５月６日。到旧改办问蒋主任这个单间什么时候能办下来，他说你等一等，过几天再说。”赵殿武写道。

    蒋主任是讨房日记中出现的第一位领导干部，赵殿武和他打了４年交道。他经常耐心地对老赵解释：“这事难度挺大，我们正在着手清查，以前回迁房是不是还有私自留下的。你不要着急，等有信我通知你。”

    老赵对蒋主任印象不坏，他在１９９９年２月５日的日记中写道：“他的态度还挺好，咱还能说什么呢？”

    问题是，在办公室经常见不到蒋主任的身影。从１９９８年到２００２年，老赵往旧改办跑了大约两百趟，有很多时候蒋主任办公室的门是锁着的。

    蒋主任也不是没替老赵想办法。１９９８年５月１４日，他告诉老赵：“于洪区柳条湖那边有一套旧单间房，是七楼，你看看行不行？”老赵一听就急了，他全家都在大东区住，却在于洪区给房，怎么去住呀？蒋主任找的那个单间不仅距离太远，而且地处未开发的荒凉地带，十分破旧。最终，他没要这间房。

    蒋主任也有苦衷。１９９９年６月２５日，他说：“真不好查，至今有的房子空着，但房管所的人不配合。再说，咱们的人太少，所以到现在也没有着落。”这一次，他的建议是老赵自己去找，发现哪个回迁楼有空房，回来告诉他，他们再去查。老赵听了直犯晕：“我谁也不认识，怎么找呀？”

    于主任慷慨激昂，却更难找

    到２００２年初，蒋主任调走了。

    春节放长假上班的第一天，老赵找到了新来的于主任。这位领导听了老赵的汇报立马儿表态：“欠人家的房子，花钱买也得给人家！”

    但是，于主任又说：“具体情况我刚接手，不清楚。你找唐科长，让她找我说明情况，然后你再来。”

    听到于主任慷慨激昂的表态，赵殿武兴奋了一阵子，以为这下终于有盼头了。哪知于主任更难找，２００２年６月于主任进党校学习，７月旧改办搬家，老赵都不知该上哪里去找他。

    此时旧改办日渐萧条，办公室里人越来越少，连拆迁科的唐科长都不好找了。到９月４日，于主任态度变了。他说：“我工资都开不出来了，你让我怎么办？你就回去等着吧，我们向领导汇报。”    

    韩区长说：“你怎么才来呢？”

    其实，老赵的日记非常缺乏可读性，很多日子都一样，旧改办不是找不到人，就是告诉他“再等一等”，内容单调枯燥。仅２００２年１２月间，他就跑了最少１０次，都徒劳。

    终于，关于赵殿武单间问题的报告在这一年末（也许是２００３年初）交给了区政府韩区长。但直到２００３年４月３日，老赵才听到这个消息，他决定立刻去区政府。

    ４月８日，终于见到了韩区长。老赵这一天的日记记得特别详细：“门开了，并有三个人拿文件袋准备到对面会议室研究事。我上前去问，哪位是韩区长？什么时间能回来？因为我不认识韩区长。此人立即停顿了一下问我，你找他什么事？我说回迁房的事。他反问，回迁房什么事？我告诉他动迁将近１０年了，交款已８年，到现在房子还没给我呢。

    “他说，那你怎么才来呢？我告诉他，这些年旧改办就是拖着不办，一直说没房源。

    “他听后，气愤地质问，房子呢？盖的房子都哪去了？谁管的？

    “我告诉他，先期是方志勇，后来是蒋维绶，现在是于连德。他告诉我，你去找于连德，让他把你的情况和有关动迁手续的复印件都给我拿来。

    “我说，旧改办姓刘的办公室主任说，材料年前就交给区政府了。

    “他说没见着，然后他又补充了一句，没房子我还要处理他呢。

    “接着我问韩区长，我把材料交给你行不？

    “他说不用，你让于连德给我拿来就行了。

    “就这样韩区长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