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9月8日电（记者周婷玉）1937年7月25日清晨，一个人悄然披衣起床，走进书斋为妻儿写好留言后离去。走上大道，他一步一回首地望着妻儿们所睡的家，眼泪忍不住地往外涌。

    漂泊了十年的郭沫若终于“别妇抛雏”从日本回国。“七七事变”的枪声，在他心中留下剧痛，同时也向他发出了回国的命令。冒着生命危险，他毅然踏上了归途。

    “其实他内心一直都想着回国。‘爱国’是贯穿他一生的主线，无论是创作还是其他活动。”郭沫若纪念馆副馆长蔡震说。

    郭沫若一来到上海，就以笔当枪，投身于祖国抗日救亡的热潮中。他对飞扬跋扈的日本军人恨之入骨，视其为一群疯狗。在飞机大炮轰击中的上海，郭沫若写下《我们为什么抗战》一文，号召“全世界爱好和平的朋友，保卫文化的战士，请你们一致起来和我们携手，为世界的文化而战，为全人类的福祉而战，歼灭这东方的一大群疯狗！”

    一两篇文章还不足以表达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恨，1937年8月24日，郭沫若和夏衍、阿英在上海创办《救亡日报》，发表大量的战地采访、新闻特写，报道可歌可泣的抗日事迹。其间，郭沫若一连写下了《前奏曲》《抗战颂》《战争》等一批鼓舞气势的诗篇。是年底上海沦陷，《救亡日报》首先被迫停刊，那些以贩卖抗战书报盛极一时的小书摊也顿时改变了模样。

    1938年1月，郭沫若辗转至武汉。“这年他经历了一件重要的事情，”蔡震说，“抗战期间的经历奠定了他后期的生活。”这件事就是组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郭沫若几经周恩来的劝说担任厅长。

    1938年4月1日第三厅成立，郭沫若便请来了阳翰笙、傅抱石、田汉、胡愈之等一大批文艺界知名人士。“第三厅其实就是国共合作在组织上的表现形式，其职责是抗日救亡文化宣传。”蔡震认为，郭沫若是“文化统一战线上的领军式人物。”他的经历和在文化界的影响，使他成为国共公认的厅长人选。正如阳翰笙当年缅怀郭沫若时所说：“郭老不仅是革命文艺旗手……而且他首先是一位坚持真理的大无畏的革命家。”

    第三厅成立一周后即在武汉举行“抗战扩大宣传周”活动，每天用一种文艺形式进行抗战宣传，歌舞、音乐、美术、电影、戏剧……一系列活动让军民抗日热情空前高涨，郭沫若也忙得不可开交。

    在“七七事变”一周年时，郭沫若和周恩来商议后，第三厅又组织了“献金运动”。《抗战时期的郭沫若》一书中描述了当时的情景：活动刚开始，摩肩接踵前来献金的人就把设在三镇的6座献金台围得水泄不通，以致负责登记的工作人员由48人增加到约200人。最后总计献金达100万元。用这笔钱购买的军需物资，有力地支援了抗日前线。

    第三厅的抗日宣传活动震撼全国，抗战期间郭沫若的文化成果也耀人眼目，除了《战声集》之外，还写了200多首以抗日争民主为主题的新旧体诗，但他当时最主要的文学成就还是历史剧。蔡震说：“历史剧是郭沫若整个创作的一个里程碑。”

    1941年皖南事变后的两年，郭沫若修改和创作了《屈原》《虎符》《孔雀胆》《棠棣之花》《高渐离》《南冠草》等六部历史剧。它们就像一把把匕首，剖开历史让人看清现实；又似一盏盏明灯，点亮历史指明抗战的道路。周恩来在《我要说的话》一文中说：“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郭沫若自己则说：“在抗战期中，一切文化活动都应该集中于抗战有益的这一个焦点。”

    在追忆阵亡师长王铭章时郭沫若曾说，“把有限的个体生命融化进无限的民族生命里去”，而这正是他自己一生的实践。（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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