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望东方周刊》记者覃爱玲、张悦/北京、上海报道
如果依然是一种人治模式的话，好的个性也是靠不住的
无疑，对薄熙来来说，刚刚过去的纺织品贸易风波为他提供了一个极大的舞台，这一舞台使他能够充分展现其善于沟通，善于和媒体打交道的形象。
早在大连担任市长期间,他就被媒体形容为“外形俊雅、谈吐风趣,魅力官员”。每年“两会”期间,他总是记者们围追堵截的热门人物,尽管他一直是地方官员。
2005年“两会”期间，辽宁代表团闭会后，记者们以极快的速度冲到薄熙来面前，很快薄熙来被一群话筒围住。
薄熙来极其耐心地回答了一个又一个问题，《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注意到，他的助手脸上有些焦急，而薄却没有任何拒记者于千里之外的表示。大约过了半个小时，薄熙来对记者拱拱手，微笑着说，“新闻界的朋友们，放过我吧，我是辽宁人呀，我要和代表团成员在一起呀，实在不能回答问题了。”
薄熙来在助手的帮助下离开了会场。事实上，这样的场面，不止一次，每年“两会”，他经常是最后一个登车的代表，甚至曾有记者为了追逐他而被自己的话筒线绊倒。
这位56岁的商务部长在此次中欧纺织品贸易谈判中，又一次让诸多国内外媒体把聚光灯对准了他。
他的对手欧盟贸易委员曼德尔森也对他表示敬佩:“薄熙来部长是一个强硬的谈判对手，对于谈判细节有非常强的把握能力，有强烈的个性。”
事实上，曼德尔森所说的“个性”正是一些官员欠缺的性格，而薄熙来的这种个性已经保持了多年。尤其是商务部长的职务比起之前的市长、省长职务，更利于展现自己。
在习惯于“谦虚谨慎、老成谋国”的传统政治理念中，像薄熙来这样个性鲜明的高级官员还不多。然而，细看当今政坛，一个不太为人注意的现实是，一批个性鲜明的高级官员作为一个群体，已经悄然出现在我们面前。而官员个性化施政也一度成为媒体关注的热点话题。
重视官德
现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最近也极引人注目 。
《瞭望东方周刊》了解到，对习近平，一般在职的机关干部的普遍印象是，“习书记的讲话，往往一语点中要害，对于丑恶现象，从来不留情面。”
知情人认为，习近平的个性更在于他强调和重视“官德”和人格魅力。对待“吏治”与“官德”，习近平在浙江可谓措施迭出，警告频仍。
在一篇文章中，习近平说,“要群众信任，绝不仅仅靠权力，更主要的是靠你的人格魅力和工作能力。”
在今年5月底的一次浙江省委专题学习会上，习近平有一段可谓振聋发聩的言辞:“在开展群众工作方面，我们有的领导干部甚至不会说话。有的同志自嘲，与新社会群体说话，说不上去;与困难群众说话，说不下去;与青年学生说话，说不进去;与老同志说话，给顶了回去。很多场合，我们就是处于这样一种失语的状态，怎么能使群众信服呢？”
习近平不留情面的批评经常会让人觉得他“出位”，就连他经常引用的《论语》中的“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也被有的人认为“出位”了。
一位与其有过交往并长期关注习近平的官员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这种“出位”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反而是一种“到位”。“习近平的这些言论我都看到了，我认为这是可以说的话，是在尺度内的。”
《瞭望东方周刊》了解到，浙江前省长沈祖伦等省内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在经过较长时间的近距离观察后，如此评价习近平：正派，务实，宽厚。此人能做实事，不虚，不作秀，更可喜的是思想也比较解放。
对于该如何为官这一命题，习近平在《求是》杂志上撰文说，用权讲官德，实质上是自律问题，是个人修养问题。由于领导干部掌握一定的公共权力，对其思想道德的要求自然“与众不同”。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官德修养问题的特殊性。
浙江省信息协会负责人陈镛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经济学家吴敬琏1998年受省政府的委托为浙江省的经济工作做调研，事隔6年，去年4月份又一次来，提出了他的看法:如何确保其继续沿着正确道路发展成为“好的市场经济”而不致转向“坏的市场经济”是浙江省这两年工作的关键。
“这其中涉及深刻的体制问题，很多问题都集中到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现在浙江省的经济增长率下滑到全国20多位，应该说习近平的压力还是很大的。”陈镛说。
个性化渐被接受
事实上，高层官员中不仅仅薄熙来和习近平在施政中更清晰地展现自己，另一些并未被媒体广泛报道的高级官员的个性同样值得关注。
27岁就任北大团委书记，38岁成为团中央第一书记，现任辽宁省省委书记的李克强，在共青团岗位上任职16年之久，给人们留下了“聪明善学”的鲜明印象。
据《瞭望东方周刊》了解，当年的李克强是北大校园中一位思想活跃、积极进取的学生。1982年毕业后，李克强留校，担任团委书记。期间在职就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硕士、博士研究生。
1998年，44岁的李克强就职河南，成为当时国内最年轻的省长，此后他在河南提出中部崛起，派官员下访，这些举措至今还在发挥影响。
这样的例子还可以列出更多，像SARS期间临危受命的北京市市长王岐山，高调掀起“环保风暴”的国家环保局副局长潘岳等。作为现实，一系列个性鲜明的省部级官员已经作为一个群体出现在我们面前。
一位政治观察人士认为，与此前备受争议的吕日周、仇和等相比，像习近平、薄熙来等是作为中国高级官员而受人们欢迎的，这说明他们在官员群体中是处于“主流”位置，是为现行规则所接受的。一定程度上表明，个性化施政已渐成气候，并为人们所接受。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一位教授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本届政府之所以提出‘构建和谐社会’,正是因为还存在很多不和谐的现象，这需要地方主政官员认清这一点，相应的，更需要政府和官员加强执政能力。”
而执政能力很大程度上应该包括，官员有没有和公众打交道，把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告诉大家，并让大家理解的能力，而健康的个性化举动有助于公众对官员的接受。
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曾经指出，十六届四中全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决定，既是指党员个体的能力，也是指党整体的能力。党的整体能力取决于党的体制和机制，而放置于具体事务上，承载上述核心能力的正是地方高层官员。中央党校叶笃初教授告诉记者，近期高级官员作风的改变，与正在进行的保持党的先进性教育活动进入到整改提高阶段有很大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