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西安６月２４日电 记者梁娟、戴盈

    一名“流浪汉”患重病横卧西安繁华闹市，“１２０”医生赶到现场却未及时救治，医生离开３０分钟后，这名患者死在街头。

    当地社会各界议论纷纷，认为“流浪汉猝死”事件凸显出我国社会救助体系的缺陷。

    “难道他的生命就如此轻贱？”

    ５月１７日上午１０时４５分，西安市急救中心接到一个急救电话称：一名“流浪汉”晕倒在闹市区新城广场马路旁。急救中心随即调度市第一医院急救分站派人前往。出诊的女大夫在到达现场后给病人进行了测血压和心跳等简单检查，做出了“低血糖待查”的初步诊断，认为病人暂无生命危险，留下一句“活着呢”就走了。但３０分钟后，这名病人死在街头。

    后据当地媒体报道，死者并非流浪汉，他姓孙，今年４３岁，是西安某单位的下岗职工，和几个朋友在外面做生意，生前还经常回家看望６０多岁的母亲。民警根据死者身上的医疗保险卡联系到了家属。死者的弟弟认为，他哥哥可能是得了急病晕倒在街头，身上粘了尘土被市民疑为流浪汉，他伤心地说，他哥本来看病可以报销，却因医护人员的冷漠而暴死街头。“我不明白，即使是流浪汉，难道他的生命就如此轻贱吗？”

    “流浪汉横尸街头”引发了人们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中危重病人救治、医风医德、救助管理缺陷等种种热点话题的议论。有人忆起：今年３月份，一流浪人员病倒在西安街头三日无人救治，后来在媒体的干涉下才被一家医院收治；去年，长沙一患重病的流浪汉被“１１０”送到救助站，却因无人救治而死在救助站前。

    “流浪汉”猝死事件发生后，省长陈德铭和西安市市长孙清云分别做出批示：严肃处理有关责任人；研究对流浪人员中危重病人的救助办法。

    ５月２４日，有关部门做出决定：当事医生停职一年，当事护士和司机解聘，市急救中心两名负责人免职；并责成市民政、公安、卫生等部门制定措施，各司其职并实行“首责制”，对城市生活无着流浪人员中危重病人的救治费用由政府财政“买单”。

    “流浪汉”猝死街头拷问医德和社会救助体系

    “流浪汉”之死，首先要负责任的应当是西安市急救中心出诊的医护人员，而市卫生部门的领导及同事对当事医生的评价却是“平时对病人和家属很有耐心”。是什么原因使“好医生”碰到无主病人竟会撒手不管？

    当地卫生部门道出了其中隐情：医院救治无主病人后，要么找不到家属，要么病人自己偷偷溜走，医院每年要为此损失二三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很多医院对收不上来的钱，一半院里自认，一半由相关科室医护人员平摊。政府和医院都没有设立救助无主病人的专项资金，经济效益优先原则使医院和医护人员都害怕接收无主病人。

    对于专门救助城市生活无着流浪人员的救助站来说，按照２００３年８月１日国务院颁布实施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救助站只对在站内突发急病的人员才会及时送到医疗机构进行治疗。西安市救助站站长党文善告诉记者，对于突发急病的街头乞讨人员，因没有明确的责任、救助办法和救助经费，救助站往往“爱莫能助”。

    社会学专家石英认为，“流浪汉猝死街头”事件反映出一些医疗机构和工作人员职业道德的滑坡。医院平时追求利润无可厚非，但是遇到危及生命急需救助的病人时，不管他是达官贵人还是街头乞丐，都应该坚守“救死扶伤”的职业操守和人道主义精神及时救治，而不是一味地强调经济利益，丧失最起码的人道主义关怀。她说，这一事件也暴露出我国现行救助管理体制对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在医疗救助方面的缺失。

    收容所改为救助站后的尴尬

    ２００３年，国家废止了原来的收容遣送制度，出台了体现人文关怀的对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这个办法体现了自愿求救、无偿救助原则。

    然而，救助站在各地纷纷建立之后，却遇到了意料之外的尴尬：一些以乞讨为生或以乞讨敛财为目的的人员根本不愿接受救助站的救助，原因是在救助站里没有经济收入。据西安市民政局介绍，民政部门救助人员主动上街，劝导流浪人员接受救助，但收效甚微，形成街上流浪人员多但自愿接受救助者少的怪现象。

    记者在西安市救助管理站看到，两栋三四层的楼房干净漂亮，流浪儿童救助中心、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室设施齐全。据介绍，虽然地处西部，西安救助站的硬件设施也算是全国一流，可同时容纳受助人员５００余人，但来这里接受救助的人员却寥寥可数。

    救助站内空空荡荡与城市繁华地段乞讨人员聚集的状况形成鲜明反差。救助站负责人对记者说，另一个鲜明的反差则是：需要救助的对象躲着救助人员，不是救助对象的人员却赖在救助站里混吃混喝，强讨恶要。记者在这个救助站５月份的统计表中看到，５月１日至２８日，共救助７０６人，其中未成年儿童７１人，老年人１２４人，而青壮年则高达５１１人。据介绍，在西安救助站每月平均救助的８００人里，真正符合国家规定的救助对象仅占５％左右。

    专家认为，流浪者不愿进救助站的现象，不仅在西安有，甚至在发达地区也常出现。这是经济发展、城市化进程加速中出现的特殊现象，救助站的尴尬也是社会的尴尬。这个现象与流浪人员中危重病人不能得到及时有效救助的现象共生、交错，形成两个极端，既反映出现行救助体系亟需健全完善，也向政府提出了全面、正确分析城市流浪者群体，采取措施有效地消除“职业乞讨者”现象的课题。

    一些社会学家认为，我国现行的社会救助体系尚处于形成、培育阶段，为让更多的弱势群体享受改革开放和城市化的成果，政府应通过税收等经济杠杆的调节，将更多的社会公共资源投入到医疗救助等社会公共服务体系上来。（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