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发现的老问题

    通过与黑龙江官员、民众的接触，张孝廉感到黑龙江与北京存在较大文化差异。

    “主要是两种文化‘错位’的现象:一是礼仪文化的错位，这主要体现在同志间的交往上。在北京大多数干部心里会有个‘警示牌或高压线’，就是说大家很清楚交往中什么线不能碰，不能越，但在黑龙江，一些人容易把同志情和朋友情混淆;二是人与人之间交往方式和风俗的错位。在黑龙江有些人已经形成一种判断——没有钱办不了事，等价交换甚至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下派干部到黑龙江任职的当天，省委书记宋法棠和下派干部集体谈话，宋特别强调这些从经济发达地区来、从中央国家机关来的精英们，能够对龙江礼仪文化的更新做出贡献。

    两个多月的工作中，张孝廉感到，绝不能带着有色眼镜来看黑龙江的干部，在尊重习俗的同时也要为改变一些不恰当的工作交往方式以及观念作出表率和努力。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一个难题就是资源型城市如何转型，这是一个世界难题。大庆石油已经开始减产，应该未雨绸缪，这是忽培元经常思考的问题。

    忽培元介绍道，2004年，大庆的GDP达1240亿，上缴利税收入840亿，自大庆开发以来，累计给国家上缴一万多亿的利税，大庆一直是全国第一利税大户。

    “但大庆这些年奉献太多，而国家的投入却太少。”忽培元表示，“像大庆这样的城市，现在提出转型正是时机，大庆现在还是产值高峰期，积极推动城市转型和产业优化调整是当务之急。辽宁阜新是一个例子，不能再等到资源枯竭时转型。到那时候，谁来为历史负责？不能都推给总理吧？”

    李耀新身上也有学者似的固执。在牡丹江任职一个月后的一次常委会上，他说了比较“冒”的话：来到牡丹江生活工作上我都很适应。惟一的不适应是，这一个月里我没有接待过一次内商和外商;几乎天天开会，都是小循环;而对一个城市来说，招商引资显然是发展的第一要务；对此我很有些急躁情绪。

    对于这些外地来的干部来说，他们和本地官员不同，往往能够看出一些问题，并尽快指出，在《瞭望东方周刊》的采访过程中，这样的事例很多。

    下派干部的历史

    中央和省委希望外派干部与当地干部能够相互理解，相互融入。张孝廉对此的理解是：“明确使命、做出贡献、树立形象。”

    大庆市委书记盖如垠曾任沈阳市副市长，谈到干部异地任职，他认为，这一人才战略给黑龙江政坛带来了一股新风。这些干部下车伊始，便开始调查研究，为当地经济发展找路子，出点子，迅速融入当地的政治经济生活，给黑龙江干部作出了表率。

    事实上，在近些年，如此大规模向一个地区派出干部还不多见，政治观察人士认为，这显示了中央对于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重视，而振兴东北，关键在东北的官员能否被“激活”，从外面派这些干部就是承担这样的使命。

    在执政党的历史上，向东北大规模下派干部已经有过先例，在抗战时期，中央曾经向东北派过很多干部，为后来东北解放作出了巨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东北作为中国的最重要工业基地，中央政府在解放初，就选派优秀大学毕业生去东北，1951年，朱基同志以学生自治会主席的身份，带领几百名清华毕业生奔赴东北，任职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

    此后，东北成为共和国建设的重要人才输送基地，1952年12月，东北工业部撤销，而此时，中国高层正在酝酿成立国家计委。

    由于懂经济的人才十分缺乏，而东北人民政府已积累了几年的经济建设管理经验，从东北调一批既懂经济又有一定工作经历的专业干部进京，是当时中央领导人的愿望，于是“地方干部支援中央”的政策出台。

    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马洪回忆，1952年，东北局大概有100余人奉命进京，作为地方支援中央的干部，“我和朱基是其中的两个。”

    据《瞭望东方周刊》了解，改革开放以后，中央政府也曾向广东等地下派干部，中央政府此种调整干部的方法，一般都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广东成为改革开放桥头堡，中国改革开放成蔚然之势，很难说和这一干部调整方略无关。

    2005年中央下派黑龙江干部

    共24名下派干部，分别来自北京、上海、广东、江苏等省市，也有一些人来自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等中央国家机关；他们中有10人为转任，另外14人则挂职两年。24人的平均年龄为43岁，最大54岁，最小36岁；全部具有大学本科或以上学历，其中博士2人，硕士11人，正、副厅级干部占了绝大多数。（记者于津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