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上海４月２８日电（记者 俞丽虹）这是一种耐人寻味的对比现象：近年来国家及各地政府部门多次大规模降低药品最高零售价，所涉及的药品品种规格成千上万，估算的降价金额堪称庞大；但在老百姓中间，“看病太贵”“药价太高”的抱怨声依旧此起彼伏、不绝于耳。

    业内人士表示，为了解决药品价格居高不下，政府价格管理部门采取了很多措施，但仍未能从根本上遏制药价虚高——药品降价一年数次，不少老百姓却回答说“没有感觉到”，而一些企业却可以钻现行药品定价方法的空子，名正言顺地给药价“注水”。因此，调整药品定价“游戏规则”的紧迫性已日益凸现。

    “在现有医药医疗管理体制下，药品的生产和经营审批权在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价格审批权则在物价部门，即前者管药品能不能卖、后者管药品卖什么价。”上海物价部门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１９９７年至２００３年，上海累计降低了７２７５个品种规格的药品最高零售价，平均降幅达１７％；２００４年，最高零售价被下调的药品品种规格超过３４００个，估计全年可减轻社会药品费用负担金额逾８亿元，物价检查部门还对药品执行最高市场零售价情况进行严格检查。

    连续的大规模降价、频繁的日常监督抽查，都显示出政府对药价问题的关注和重视。然而，现行药品价格管理规则滞后所形成的“先天不足”，却给药价监管工作带来不少尴尬。譬如，由于药品审批与药品定价之间相对隔离甚至脱节，部分药品的定价存在相当的盲目性。

    “定价部门通常只有三五个工作人员，要面对品种规格数以万计的药品，怎么弄清楚每一种药品的真实成本与合理价格？”上海芝林大药房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卫星透露说，抓住这个“弱点”，将药品更换剂型，或改变包装，一番“变脸”后就能以新药的名义申请高定价，这几乎已是业内公开的秘密。“因为凭经验，大家总认为新药的价格应该高一些。”核心成分为青霉素的感冒药针剂，每支成本不到１元，加入一点无关紧要的成分、成为“新药”后，价格竟可超过百元。

    上海市流通经济研究所提供的一份“国务院研究室研究报告”显示，政府价格管理部门尚未找到发现市场价格、参考市场成交价、确定最高限价的有效机制。许多通过药品电子商务交易平台集中招标的药品，成交价均大大低于政府规定的最高限价。如：一盒阿司匹林肠溶片，政府最高限价为１３．８元，通过电子商务交易平台的平均中标价为３．５４元，仅为前者的２５％。

    “政府定价本身，存在着较大的下降空间。”一位业内人士认为，国家允许把广告费用列入到药品的成本中去，但对生产企业投资的药品巨额广告却缺乏必要的规范，使得不少药品生产企业对广告宣传一掷千金。尤其是非处方药和保健食品，一些企业每年的广告开支高达数亿元。巨额广告费列入药品的生产成本，客观上对药价虚高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专家指出，从让“患者看得起病”的角度出发，在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同时，推进政府药品价格管理体制改革已是当务之急。要合理确定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３种形式的比重，压缩流通环节的价格空间，借鉴国外的一些成功经验，形成科学、合理、规范的价格确立机制和价格管理体制。（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