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段时间，一系列有损于大学生形象的报道不断见诸报端，诸如：在学业上作弊、剽窃；在社会上不讲信用，求职时为了"保底"而签约，一旦有更好的选择便撕毁合同"改旗易帜"；个别的甚至公开征富婆、恶意欠费、借贷不还等，引发了公众对当代大学生道德问题的强烈关注。有人提出当代大学生在道德和人格上是有缺陷的、是失衡的，到底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发生这些问题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对此，我们和广东中山大学的老师们进行了一番探讨。

    18岁，不仅仅意味着在生理上成人、在法律意义上拥有了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更重要的是有了独立的思想，懂得做人的根本。但从出现的问题来看，许多错误属于明知故犯，该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李 辉：人的成长过程中，有两次断奶期，即生理断奶期和心理断奶期。大学时代，其实正是处在心理断奶期，无论是人生观、世界观都还不成熟。

    现在，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是，很多学生对教育给他的东西不感兴趣，而对一些叛逆行为却跃跃欲试。这其实是对过去那种"高、大、全"教育的否定，是一种逆反心理和反叛行为。从小到大，无论是学校还是家长，都教育他要做一个高尚的人，但当他上了大学，接触到了一些社会的消极东西之后，却发现现实并不是所想的那样，除了追求高尚之外，还有那么多可以放纵情感、放纵欲望的地方。所以，忍不住就要尝试一下，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之后，必然还会有一个向道德回归的历程。就像一些商人，最初积累财富时可能不乏一些投机取巧的手段，当他的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反过来回报社会。

    漆小萍：我们曾经在学生违纪方面做过一些统计，发现大学生犯错误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种是在互联网上。比如谈恋爱失败后，把对方的照片放到黄色网站上去，并且公开其联系电话。或者是在网上发帖子谩骂攻击别人、攻击社会，发表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帖子发出去后引起轰动，有同学跟着起哄，从中寻求到了一种心理的满足。第二种是考试作弊，而且大多数作弊的学生从来不会从道德的层面去认识自己的问题。第三种是偷盗。别人有手机我也要有，可手里没钱怎么办，就想办法偷。在这三种情况中，犯错误的往往还是一些平时表现不错的好学生。例如考试作弊的，有些还是学生干部。这说明，当代大学生在心理上是不稳定的，是浮躁的。

    郝登峰：现在很多媒体都在讨论，说大学生在人格或者说精神方面出现了问题。到底出现了哪些问题，在我看来主要有"几躁"：即浮躁、急躁、骄躁、烦躁、暴躁等，归结起来其实还是一种精神上的躁动和空虚。为什么会这样呢？并不是说现在的大学生道德素质比80年代的大学生差多少，80年代的时候面对的社会现实比较单纯，现在他们面对的社会现实要复杂得多，矛盾也突出得多。在这种情况下，学生主观上想驾驭社会，能力上尚达不到，愿望与能力的矛盾就出现冲突。这时，就需要在心理上进行预知、判断和调试，如果调试不足就容易出现问题。像现在买私家车一样，很多人看到别人都有车就坐不住了，尽管不十分需要也要买。应该说，每个人面对的诱惑是一样的，区别在于心理适应能力如何，调试得如何。

    在部分大学生中发生这些错误和问题，是否由此可以认为他们在人格上存在某些缺失？

    郝登峰：当前学生犯错误有很大的随机性、偶然性，并不是固有的人格缺陷，很大程度上是受外界的影响，不能因此就断言是道德的缺失，更大成分上应该是一种心理问题。

    每个人面对权利、义务和责任时，必然会选择对自己好的那样东西，这是人性的本能。在权利与义务的处理上，最佳的境界是利人利己，最差的方式是损人利己。底线应该是利己不损人，追求权利但不逃避责任。应该说，现在大多数大学生基本上是处在基准的水平上。

    李 辉: 当人们把视角转向这个特殊群体时，是否考虑到个别与群体、群体与社会的关系，是否说其中一个人出了问题就代表着这个群体都有问题？是否考虑到这些问题在整个社会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呢？我认为，所有的现象和问题都应该放在整个社会大背景下来看，因为这些问题绝不仅仅发生在大学生身上。

    当然，当代大学生是很务实的，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的人生观是带有强烈功利色彩的。我在给学生上课的时候，就有同学直截了当地问我: "老师，我学你这门课有什么用呢？"他们所强调的"用"是要立竿见影的。这种功利和务实心态与整个社会的功利思想、竞争强及快节奏有关系。还应当看到，不只大学生有这种心态，家长也有这种心态，甚至包括部分老师也有这种心态。

    大学生中出现的这些问题，是否暴露了我们过去在教育体制上存在的一些不足？

    李 辉： 客观上来说，独生子女时代对一个人的成长是一大不幸。在儿童的成长过程上，国外的教育家比较注重游戏。游戏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自然教育的过程，孩子在这个过程中处理关系、把握平衡。比如说，一个家庭中有三个孩子，相互之间在寻求生存、寻求家庭内部和外部之间避免冲突和缓解冲突的过程中，会慢慢掌握一种平衡。长兄自然就会产生一种关心弟妹的责任感。这种责任心不是教出来的，是在那种环境下自然生成的。再比如说，男孩子之间打架，打完了之后还要去谈判、去和好、去摆平，这也是一个处理和平衡关系的过程。所以，有人开玩笑说，一个不会打架的人很难成为一个理性的人或者一个领导者。但现在的孩子恰恰缺乏一种自己制造矛盾、面对矛盾、解决矛盾的自然过程，缺乏那种情商生长的环境。用弗洛伊德的观点来说，一个人在他6岁的时候，情商的基石就已经奠定。由此来说，这是一种先天不足。这种情商上的先天不足在大学这个特殊时期，因面临社会环境的多元性、多样性而被诱发暴露了出来。

    古南永：在国外，中小学阶段更重视健全人格的综合教育，而我们在中小学阶段片面追求知识的积累，在人性的认知教育、情感教育等方面都非常薄弱。虽然提倡德智体全面发展，实际上还是智育一枝独秀。

    李 辉：我们几十年来的教育体制一直是一种应试教育，这种体制造成人们过度重视专业文化知识的学习，而忽视了人的全面发展。而且，德育教育也不是按照人的心理发展规律来进行的。曾经有人开玩笑地说，小学讲共产主义，中学讲社会主义，大学讲资本主义，这种主义那种主义，最后变成个人主义。我们的突出问题是希望把每一个人都培养成为政治家或者接班人。当然现在国内已经开始关注人文教育，倡导文理兼备，这是一种起色，有利于学生精神方面的成长。大学开展的"两课"教育关注的也是人的精神层面，注重培养一种坚定的政治信念和崇高的精神理念。

    莫 华：当学校被一堆物质化、标准化的数据所左右时，肯定会忽视对心灵的关怀、对道德的建设。当前，评价一个学校的标准全部是一些数据化的东西，即有多少专业？有多少教授？有多少博士生导师？却很少有关于"软件"的考核与评价，比如你这个学校的校风如何、师生的道德素质水平如何，等等。这就使大家都朝着急功近利的方向去追求物化的数据，追求大而全，都拚命地扩大专业，招研究生，上博士点。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还能静下心来育人、做学问？因此，要考虑在"软件"建设上，多下功夫，多投入。

    对大学时代来说，智商与情商、精神成人与专业成才哪个更重要？

    郝登峰：当知识积累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教育的重点就应该由智商转到情商上来。精神成人与专业成才哪个重要，这要分阶段而言。对大学阶段来说，精神成人应该更加重要。因为在大学阶段，他们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知识和技能，只有精神成人，才能使他们成为一个健全的人，并反作用于智商的发展，推动他们在专业方面进一步成长。

    莫 华：一个人如果没有能力而有基本的道德素质，他顶多是一个不合格品，但如果一个人有很高的能力却没有起码的道德素质，他可能就是一个危险品。很多时候，人们宁愿要一个半成品而不愿要一个危险品。我认为，在"德"与"才"的问题上，应该是"德"在"才"之先。

    问题的出现与社会转型有没有什么必然联系？有人说道德滑坡是经济发展的代价，这种说法是否正确？

    李 辉：的确，转型中的脚步太快了，我们要在20年的时间内把西方用了三四百年才解决的问题绑在一起来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是一个跨越，从工业文明到信息文明又是一个大转型。传统的工业文明崇尚技术和标准，而信息文明又崇尚创造能力。从崇尚技术优先到提倡创造，转型中的复杂性，使学生在面对社会时有一种强于应对的被动感。不可否认，由于要更多地去关注如何争取一种生存的机会，而忽略了精神的成长。

    古南永：有人做过统计和分析，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风气往往比较好，而高速发展中的国家，风气和腐败率往往比较高。这是因为在不发达国家，有着传统的稳定性，风气比较纯朴；在发达国家，经过调整之后，也已经重新建立起了一种新秩序。而发展中国家处于转型期，正处于一种发展或者冲刺的阶段，正处在重新建立一种新秩序的前夜，往往是比较混乱，缺乏规则。

    所以，有人曾针对后发优势概念又提出了一种概念，叫"后发劣势"。就是说，后发国家因为忙着追赶而把重心都放在了发展速度上，虽然利用资源及引进技术的优势，可以达到一种比较快的发展速度，但是因此忽视了对技术原创性及社会发展的追求，并掩盖了制度本身的缺陷，因此，等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出现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如侵犯知识产权、社会道德混乱等等。

    面对这些问题，作为教育者是怎么想的？作为一名教书育人的工作者如何发挥好自己的点滴作用？

    李 辉：要树立一种大教育观、大德育观。尤其是德育素质教育，是群体行为，需要所有的教育者都介入进去。现在有很多老师往往从专业角度对学生说，什么课有用，什么课没用，学生的实用观念正是老师和家长潜移默化地灌输进去的。对综合素质的培养，从学校来说，老师要形成合力，从整个社会来说，学校和社会要形成合力。

    程美宝：作为老师，我在面对博士生、研究生和本科生时，是不一样的。面对本科生时，我更侧重于从专业的角度渗透进去一种传统教育或者道德教育。我的目的是把他培养成为一个人，而不是一个纯历史学家。我认为，做人比做学问更重要。我刚刚给学生上完一节专业英语课。在课上，我对学生说，这节课你们主要记住一个词："剽窃"。然后，我说，剽窃在知识界是有历史的。接着，我就引导学生去认识剽窃发生的过程及其背后的原因，为什么有些修养很高的人一不小心也会犯了剽窃这种错误，我们应该怎样去认识剽窃问题，应该通过一些什么样技术去解决这个问题。

    我是教历史的，有人认为，讲历史就是讲历史，讲来讲去就是那些东西。这就体现出事业与职业的区别。体现出是不是把自己的教学当作一个事业去看，是不是对自己的事业很热爱。因为热爱，做起来就会有激情，就会有一种教书育人的责任感。我讲历史就比较注意把历史中的史实与现实中的社会问题联系起来，引导学生把眼光向下望，多关注历史的底层。教育他们怎样去理解贫穷的人，怎样去关注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唤起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博爱意识。

    莫 华：教育者不仅要授学生以知识，还要强化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强化他们的人文关怀，而且，这方面必须和专业训练、文化成绩等并驾齐驱。我认为，可以考虑建立一个道德素质考核制度。

    漆小萍：要更多地去关爱贫困生，帮助他们克服学习生活中的困难。在传统的管理教育比较难的情况下，要善于借助身边的思想资源库去做工作。

    郝登峰：对大的社会环境我们可能无能为力，但在学校内，我们有许多事情可以去做。比如去调试学生的心理，增强他们对环境的适应能力，缓解他们的精神压力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