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３月６日电 题：莫让“政绩”成“政疾”——两会代表委员呼唤正确“政绩观”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刘刚、赵卫、李柯勇、孙承斌

    勤政为民，造福一方；只求虚绩，百姓遭殃。虚假的政绩工程误国害民，令人痛恨；科学的发展观呼唤以人为本的正确政绩观——谈起政绩观，出席两会的一些代表委员不由自主地就会提高声音：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必须落实到一件件具体的工作中；切莫被个人利益遮住了眼，莫让“政绩”成“政疾”！

　　“注水干部”何以出笼？形式主义的考核为虚假政绩“助威”

    “只要你能搞出政绩，就算你能，能上。但关键不是让老百姓看到政绩，要让领导看到政绩。”这是安徽省前副省长、大贪官王怀忠非常“出名”的政绩观。“九五”期间，他在阜阳当政，年均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增长４．７％，上报数字却高达２２％，贫困的阜阳被吹成全省第一。

    “政绩”做给领导看，是当前虚假政绩工程泛滥的重要原因。“对上有交待，对下不交待。”长期在基层工作的甘肃代表安永红说，这是一种令人忧虑的现象。“上面一句话，下面跑断腿”，盲目服从的背后存着私心，逐着私利，“说白了，还不是为了提拔？”

    “上级领导爱看啥？往往是统计数字，是闪光典型。于是下面就会有‘把脉的’，亩产七八百公斤的水稻，上报统计时能变成一千多公斤；计算农民纯收入，稻草也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项目。‘注水干部’就这么出来了。只见数字增长，不见生活改善。难怪老百姓说，ＧＤＰ离我们很远。”河南省科协副主席董庆周委员说。

    在一些地方，不少乡村的主路边有“示范田”、城镇主路旁有高楼房，要么是“书记工程”、要么是“县长挂帅”，凡有上级检查、各种评比，这些都是拿得出手的“政绩”。更有甚者，为糊弄上级检查，甚至还出现了“接待专业户”。清华大学教授肖红代表感叹道，在这些人为培植的“参观”项目背后，不知潜藏着“面子工程”“形象工程”“达标工程”造成的多少危机。

    某市公务员的一份调查显示，在制定一项面向市民的服务政策时，考虑“如何最让老百姓满意，获得方便实惠”的只有４４.１４％。说起这项调查，陕西铜川市委书记王东峰代表神情严峻：“‘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如果我们连封建官员都不如，还怎么谈得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为虚假政绩‘助威’的是形式主义的考核。”董庆周委员尖锐地指出，现在有的地方干部为了“达标”、出“政绩”，将考核指标倒着算，层层摊派。而上级机关的检查，这一票否决、那一票否决，偏偏忘了群众这一票。

    “要尽快改变以内部考核为主、上级对下级考核为主的做法，把考核过程和结果向社会公开，并增加一条：群众一票否决。”董庆周委员大声呼吁。     

    穷折腾的结局：“一代官的政绩，几代人的包袱”

    “你宣布打造世界最大动物园，我就要上马世界最大城市公园；一个县建了广场，马上引起一串的县建起大花园。”谈起一些地方官员所作所为，代表委员们的言语中颇有一番苦涩。

    “一些地方不切实际的‘大跃进’，动辄几千万元几个亿地往里砸，不明摆着是‘政绩工程’吗？”委员说，“老百姓说得好，吃饭穿衣量家当。一些地方的经济实力明显不足以应付这种面子工程，只会欠上‘政绩债’，留下烂摊子。”

    还有更要命的：为官一任要有一任的“政绩”。“新官上任三把火”，一会儿是大办乡镇企业、大办科技农业，一会儿又是大办开发区、大办房地产。轰轰烈烈，热闹劲一过，才发现全是穷折腾。最后的结局是一任官的政绩、几代人的包袱。有些地方为了补上这样的黑窟窿，乱收费、乱摊派，加重了群众负担，导致干群关系紧张。

    “莫让‘政绩’成‘政疾’，那些虚招式要不得。干部帮助老百姓办点实事，一定要量力而行。如果超越经济发展阶段，拔苗助长，只会适得其反。”四川甘洛县新市坝镇木古足村党支部书记木基以布代表感慨万千。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高丽朴代表说，说起“政绩债”准会有干部喊“冤”。比如规划了漂亮整洁的村镇，农民住进了“小洋楼”，这当然是好事。但如果这种“好事”是依靠加重农民负担得来的，只会被老百姓骂作“驴粪蛋子外面光”。

    对这位代表的说法，西南政法大学教授陈忠林代表表示完全认同。这位留学归国的博士痛心地说，一些中小城镇建设明显超前，比发达国家同等水平的城镇还要好。但这种表面的繁荣，造成的却是大量失地农民。“不切实际的城镇化导致顾此失彼，剩余劳动力得不到转化，又没有社会保障，造成社会不稳定。这绝对不是全面建设小康应有的路子。”

    “社会主义的优势是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但这种大事首先得是实事，能为人民群众造福，不是为了某一任政府、某一个官员为自己摆功论好。爱摆花架子的干部，不配领导群众。”只有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懈怠。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有杰代表说，“要通过政务公开，加强群众监督、新闻舆论监督，特别是各级人大对政府工作的监督，对搞‘政绩工程’的领导干部大声说‘不’！”     

　   科学发展观要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工作，绝不能搞新的形式主义

    当“政绩”只与ＧＤＰ增长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就闹出了许多怪事：为了吸引外资，洗头房也算是个大项目；重污染的夕阳产业成了香饽饽，低水平重复建设屡禁不止；一条路挖了修，修了挖，这样产生的效益也被计入国内生产总值……

    当代表委员们列举出一连串的怪现象时，他们也陷入沉思。由于长期不重视治理环境污染，陕西老煤矿基地铜川曾被称为“卫星看不见的城市”。市委书记王东峰代表说，历史给我们结结实实地上了一课，使我们认识到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是多么的重要，而非典、禽流感和一次次重大安全事故，更使我们增强了紧迫感。

    “树立科学发展观，必须要有正确的政绩观，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王东峰说，“科学的发展观，要通过正确的政绩观落实到实实在在的工作实践中去，绝不能搞新的形式主义。”他冷静的话语，道出了许多代表委员的担忧。

    中央提出要树立科学发展观之后，一些地方马上出台了各种新的考核办法，有的甚至将社会发展的各项指标逐一列出，给下级层层下达指标。山东济南市市长鲍志强代表说：“提倡全面发展，并不是对各级干部考核指标的简单增减，关键在发展思路、执政方式、政府职能的转变，否则难免不重蹈片面追求‘政绩’的怪圈。”

    “是不是真心为人民，是检验一切政绩观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董庆周委员说，老百姓盼着我们的干部能出成绩，能为群众办点实事。“领导干部可不能重‘显绩’，轻‘潜绩’，专干‘显山露水’‘作表面文章’的事，辜负了群众的一片期望啊！”

    “要立志做大事，而不要立志做大官”孙中山先生的这句名言，今天依然发人深省。“人生苦短，急着当官、出‘政绩’、树碑立传是一种活法，为人民办实事、务实效、求实绩也是一种活法。”鲍志强代表说，“政绩观，折射出的是领导干部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是人民群众的利益在他心目中的真正分量。”（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