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一期《瞭望》周刊发表文章称，科技部办公厅副主任梅永红认为，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是继1985年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改革科学技术体制的决定》以及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之后，科技体制改革的第三个里程碑。

　　在梅永红看来，这三个里程碑式的决定，前两次都是自下而上微观层面的改革，而这次的决定涉及面更大，更宏观，更深刻，影响面也更大。

　　他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自下而上的微观的改革已经完成，而十六届三中全会在有关科技工作的宏观调控、军民结合，以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融合问题上实现了突破。这三个方面都是多年来困扰科技发展的重大体制性障碍，今后的若干年内若能在这三个问题上取得一些进展和突破，它带给中国科学界的发展将绝不只是未来几十年产生哪些成果，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作出哪些贡献的问题，而是涉及到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涉及到我们到底以什么样的姿态立足于世界，如何参与国际竞争的问题，“意义非常重大”。

　　突破一：加强科技宏观调控。

　　梅永红认为，宏观科技管理体制滞后，已成为制约科技发展的最主要障碍。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科技资源高度分散。二是科技资产利用率十分低下。三是科技积累效应低下。

　　突破二：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战略举措。

　　梅永红认为，科技体制改革，如果不能直面军民分割的现状，那么仍是一个不充分、不全面的改革。他说，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明确提出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改革思路，是非常及时的，是一个战略性的改革举措。经济建设与国防安全是未来20年中国科技必须服务的两大任务，必须把这两个任务融合起来，统筹考虑。

　　改革当前军民分割的科技体制已迫在眉睫。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在军民结合的问题上，必须进一步推动加强国防军工生产与市场经济紧密结合的体制，建立开放的环境和条件，保障各种有效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充分利用，促进科技要素在军民之间的双向流动和转移。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要抓好军民结合、平战结合的宏观控制，提高军民兼容程度，增强平战转换和国防动员能力，形成长期稳定的军民融合创新体系及运行机制。

　　突破三：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融合。

　　“科教兴国战略”中的“科”不仅指自然科学，也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特别提到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融合问题。

　　梅永红说，在体制改革里谈这个问题，许多人会感到惊讶，而在中国，这个问题恰恰是出在体制上。我们原来把社会科学过分意识形态化，认为凡是社会科学都是意识形态，而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中国的自然科学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这种移植在当时就带有一种非常功利的色彩。但在西方，自然科学与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是融为一体的。正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下，西方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科学体系。到了中国，情况发生了改变，引进的自然科学与中国本来的哲学、人文科学没有融为一体，成了一种非常孤立的体系，带来了很多问题，忽视了科学发展本身的人文性和自身的规律。

　　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协调发展，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主要标志。任何一个技术创新活跃的时代，无不伴随着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的导引。今天，人类面临的许多问题都具有综合性质，如可持续发展问题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问题等，既是科技问题，也是经济和社会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超出了自然科学技术能力的范围，必须综合运用各门自然科学、各种技术手段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去研究解决。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能力和成果，作为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能厚此薄彼。(文/浦树柔 戴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