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6日至18日，广东珠海国际会议中心大酒店，伴随一阵阵莺歌燕舞，数百名日本嫖客的淫声浪笑飘向珠海上空迅速弥漫开来，而此时，来自中国民间的愤怒则达到了高潮。

　　据报道，9月16日，288名日本游客从日本各地出发，开始了他们的“慰安旅行”。当天傍晚，这288名日本游客经香港汇合后，浩浩荡荡地开进珠海国际会议中心大酒店，开始集体嫖娼，之后的连续三天，珠海就在这群日本嫖客的浪笑声中度过了中国的一个特殊日子———“9·18”国耻日。

　　对此，继9月28日外交部作出正面回应后，2003年10月9日，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再次指出，这一事件引起了中国民众的极大愤慨。如果你看到中国媒体的报道和网上民众的反应，就会了解中国民众对此的强烈反感和愤慨。我们希望日本方面能够对其公民加强教育，在海外能够增强守法意识，这样做也有利于维护日本自身的形象。

　　事实上，在伤害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上，有关日本人的恶行远不止这桩集体嫖娼事件。历史遗留的慰安妇索赔事件、钓鱼岛事件、参拜靖国神社事件、冯锦华事件、历史教科书事件、毒气弹事件等等，无一不在伤害着中国人民的感情。

　　令人欣慰的是，在这一系列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件中，除中国官方的义正词严之外，一个始终穿插其间的“身影”———民间力量已然觉醒，并开始发挥越来越明显的作用。

　　正如专家们分析的那样，这种民间力量的生长，不但影响着中国对外政策的取向，而且正在改变过去别国对华政策中的一元化思维———基本上只考虑中国官方的态度，而忽视了中国民间的反应。

　　但这显然不是事情的全部。事实上，在这股民间力量的背后，多多少少带有某种程度的民族情绪。

　　“万言书”开启民间索赔之门

　　1991年4月2日晚上，童增捏了捏装在包里的“万言书”，大踏步迈向天安门。这天刚好中国人大第七届四次会议召开的第9天。

　　在人民大会堂出口处，满头大汗的童增终于“堵截”住一位外出休息的全国人大代表，并将“万言书”交给该代表，希望该代表将“万言书”拿到全国人大会议上进行讨论。

　　这份“万言书”凝结了童增近1年的心血。童增说，针对中国民间向日本索赔的问题，从1990年4月开始，他就开始为“万言书”做准备，看了不少国际法以及民间索赔方面的法律书籍。在“万言书”中，童增提出了一系列当时颇为“前卫”的观点，其核心内容即“必须把战争赔偿和受害赔偿区分开来”。

　　事实上，在童增之前，即1988年9月，民间就开始了对日索赔的漫漫长路。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王工说，1988年9月，山东省张楼村村委会将一封加盖公章并附200多名村民签名的信，寄往北京的日本驻华大使馆。该信提出，虽然中国政府1972年在《中日联合声明》中放弃了战争赔偿，但是，中国人民的私人损失与国家间的战争赔偿完全是两回事。希望日本政府"爽快地"对侵华战争中造成的伤亡进行赔偿。然而，该信寄出后，却“泥牛入海”。此后，据称日本大使馆也曾收到数十封这样的来信，但全都杳无音讯。

　　童增在接受有关媒体采访时说，将“万言书”交付全国人大代表，主要是想让高层听到民间还有另外一种声音。

　　使童增感到意外的是，“万言书”交付给全国人大代表的当天，就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引起强烈反响。几位人大代表正式向七届四次会议提出“建议案”，希望中央政府能够认真考虑对日民间索赔的问题，但因提案截止日期已过，“建议案”未被列入此次人大会议的正式议案。

　　事隔一年，经过大量的准备和呼吁，“万言书”终有了结果。1992年3月11日，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发表讲话时说：“中日战争中的民间受害者可以直接要求日本赔偿损失。”

　　9天后，在1992年3月20日召开的人大五次会议上，贵州代表王录生和安徽代表王工领衔签署的“关于向日本国索取受害赔偿的议案”正式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最终被列入此次大会的正式议案。

　　至此，通过童增及其他爱国民间人士的努力，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拉开了序幕，民间力量也开始活跃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