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采取了许多手段试图阻止，或至少影响媒体对恐怖主义的报道。在那些没有受到恐怖主义立即或直接威胁的国家，这种控制是不存在的，媒体也不会将自己的国际报道方针定在对恐怖主义活动的报道上 (Paletz and Tony，1992，106)。与之相反，一些政府采用苛刻的审查制度来限制甚至消除媒体对具体恐怖组织的报道，例如80年代南非对非洲国民议会恐怖主义者的做法即是如此。这里我们将主要进行两个案例研究：两者可以说明国家对于媒体管理理论的自愿主义和干涉主义策略的不同态度。对于恐怖主义的报道，美国政府倾向于媒体的自我管制，而英国政府则倾向于政府管制，典型的是在20世纪70—80年代媒体对于北爱尔兰“一些麻烦”的报道。

　　20世纪70年代末期，整个美国政策制定阶层被恐怖主义问题和相关的大众媒体传播搞得十分头疼。

　　在六七十年代晚期，一部分西欧国家也面临着左翼分子和分裂主义者的威胁 (例如西德的红色军团——Red Army Faction和意大利的红色旅——Red Brigades； 北爱尔兰的爱尔兰共和军——IRA以及爱尔兰民族解放军——INLA；西班牙芭斯克人分裂主义运动埃塔——ETA等)。在这一时期，美国本土上几乎没有恐怖主义活动。虽然直到20世纪90年代，相比之下美国仍然几乎没有受到恐怖行动的打击(除了世界贸易中心和俄克拉荷马州的爆炸事件)。20世纪70年代末期标志着海外，特别是中东地区的美国人成为了“国际恐怖主义”的受害者。

　　美国对于恐怖主义的第一次体验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因华盛顿向被罢免的伊朗国王提供避难的行为，而被激怒的伊朗武装分子挟持美国驻德黑兰使馆人员作为人质长达444天。

　　乔治·鲍尔(卡特政府副国务卿)认为，电视网把危机变成了肥皂剧：这里，不但使馆里的人，而且美国自己也成了人质(因为美国广播公司的新闻节目变成了“晚间热线”，不断更新)。据卡特自己竞选班子的成员说，没能成功地解决这件事成为他在1980年大选中败给里根的主要因素。里根1981年的就职演说和人质的释放几乎同时进行。卡特政府的副总统沃尔特·蒙戴尔稍后曾经说起：“晚间新闻就像断头台上的刀每晚都不断落下”(Schlesinger，1995，250)。但是，就算卡特努力使自己与面对恐怖主义瑟瑟发抖的卡特完全不同，他的政府也不可能做到对恐怖行为完全免疫。随着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成为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及相关组织的绑架对象（例如伤亡２４１人的1983年10月美海军营房爆炸事件及104名乘客被挟持的1985年7月劫机事件），里根加强了反恐怖主义的力度，并将其作为对外政策的支柱。他的公开立场依赖于对恐怖分子以及黑名单上国际恐怖主义的支持国毫不妥协。他的智囊团通过利比亚和叙利亚这样的渠道追查这些人的底细，一直查到了莫斯科(参考记者克莱尔·斯特林的揭密作品：《恐怖主义网络：国际恐怖主义的秘密战争》，1981)。然而，“伊朗门事件”的听证会稍后表明，政府私下里对恐怖主义的立场态度并没有达到“极为坚决”的程度。为了保证黎巴嫩的美国人质安全获释，华盛顿与伊朗进行了秘密的军火交易(当时伊朗名列美国恐怖主义国家名单前茅，这一行为被认为可以对绑架人质的恐怖分子有一定的调节作用)，交易的利润则转给了尼加拉瓜的反对派，美国以公开手段阻止其总统就职(Chomsky，1989b)。

　　有证据表明，20世纪80年代是国家与恐怖主义斗争激烈的时期，而涉身其中的媒体被假定为恐怖主义的同谋。一些政府和学术观察家声称，任何相关报道对于恐怖主义都实际上有利于恐怖主义的，应全面对大众媒体进行约束。

　　由于“海森堡效应”造成的新闻对等性的后果，一些新闻集团，成了恐怖主义戏剧的参与者，这就常常导致反恐怖主义行动的失败和人质性命的代价。另外一些国家则限于把注意力及寻求实际解决办法的过程放在对于此类的过程是如何实现的，这样更具体的担心上(Schmid和de Graaf，1982，142)。此类担心包括媒体对当时“壮观场景”的高度注意，这（这种报道）就迫使政府做点什么。此时，如果政府无所作为或私下里行动会更加有效。一些评论家认为伊朗人质危机显示了媒体饱和报道的破坏作用：美国电视网对伊朗使馆被包围事件贪得无厌的兴趣给了政府很多不必要的压力，这促使卡特贸然采取了措施，并最终导致其辞职。

　　对于其他人来说，卡特自己对于媒体持续的关注负有一定责任——既然他身处一个媒介的眼睛始终盯着总统的社会之中。卡特不断发表有关人质状况的声明，而不是对其不予重视或者尽力将其忽略，卡特使人质问题成为公众眼中的焦点。为了培养出对于使馆人质未受伤害特别关注的强力媒体，卡特的“玫瑰花园” 策略也许实现了其目的。然而，这也不可避免地伤害了卡特自己(Wallach，1991，88)。

　　记者们经常被控告试图在恐怖事件中与恐怖分子建立一种非正式的联系。除了提出诸如“最后时间确定了吗？”这种使记者的智力让人怀疑的问题，记者的这种介入常在关键时刻建立起传播的途径，这很可能对于官方的人质谈判不利(Wardlaw，1989，79)。即使记者遵守不事先泄露关于安全部队行动消息的约定，在重要地点无孔不入的闪光灯和占据好位置、不断移动的摄像师也会使即将进行的营救努力大打折扣(Wardlaw，1989，80)。但或许面对恐怖主义戏剧的记者所导致的最令人头疼的问题在于他们不时寻求对恐怖分子的电视采访。

　　这个问题在1985年7月14日到30日长达17天的美国国际航空公司847航班劫机事件期间成为了政府关心的重点。各电视网派出约500名记者，每天利用12小时的新闻时间，每天花费10万美元来报道此事，他们因此被指责给予此事件过多的关注。另外，他们还参与了一些令政府相当恼火的报道(Schlesinger，1995，251)。在劫机者的唆使下，人质们要求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请求里根不要用武力营救，而是向以色列施压，按劫机者要求释放犯人，以此作为104名美国人质安全返回的条件。 更糟的是，Shi'ite 伊斯兰集团阿迈勒领袖纳比·贝里（在制定策略时一定是听取了美国媒体研究专业毕业生的建议），屡次接受电视网采访(Laqueur和Alexander，1987，125)。让白宫更为气恼的是，据一位学术界人士说，电视网对待贝里，“就像对待一个政治领袖，好像他与美国总统在本质上没有区别”(Nacos，1994，66)。的确，在一次“早安美国”(Good Morning America)节目的采访报道里，主持人结束采访时问道：“最后有什么话要在今天早上对里根总统说吗？” (Nacos引述，1994，67)。这似乎证明，正如里根政府国务卿阿尔· 黑格哀叹的那样：电视网将恐怖主义者与政府在道德上画了等号。“当电视记者采访绑匪时，就要冒使国际罪犯们看起来像有责任感的人的风险。电视应该避免被这样利用”(Nacos，1994， 67)。

　　然而，电视如何避免被恐怖主义者利用呢？政府对媒体报道的正式控制不恰恰暗示了通过成功地迫使政府干涉公民的自由，恐怖主义已经大获全胜了吗？另一方面，能相信让电视这样一个极力寻求轰动效应的媒体去制止那些暴行吗？要知道，这些暴行对于那些渴望成为公众焦点的恐怖主义者来说可是像有巨大引力的磁铁一样啊。美国（恐怖主义未来的“福地”）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国内恐怖主义袭击，西欧许多恐怖行动正逐渐消失。这种情况下，采取何种措施，如何在公民拥有自由新闻的权利与政府打击恐怖主义的责任之间达到一种平衡成了媒体和政府精英们共同关心的话题，为此还引发了许多辩论 (Zulaika 和Douglass，1996，ix)。一般来说，人们更倾向于新闻集团在报道恐怖行动时自己约束自己，虽然这里面包含了很多官方的推动因素。对于记者们来说，自我约束当然代表着引导政府行为的一种更可取的方式，虽然在事件发展过程中，媒体故意违背内部原则的行为已经使得政府采取一系列行动对其加强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