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与体裁

　　在一定程度上，故事片在英、美、德三国都发挥了宣传作用。电影的娱乐功能得到了普遍的重视，它为观众提供了“远离现实的乐土”，让人们有机会在黑暗的影院里暂时忘却苦恼（Rentschler，1996，216）。但是由于官方宣传家们总在盘算如何发挥电影的“教育”作用，因此他们头脑中潜在的教训主义往往压倒了对“娱乐原则”的认识。虽然好莱坞常常轻视OWI“傲慢”的指导方针，但还是有人指责MOI的“电影宣传计划”对幽默的重视不足（Aldgate和Richards，1995，27）。

　　根据各国存在问题和总体目标的不同，其融入风格各异的影片中的特定宣传信息也不尽相同。

　　在纳粹德国，宣传的目的就是要实现“精神一致”，相应地，电影就要致力于对人们价值观念和信仰的根本性重塑。纳粹电影特别注重为一个特定的（特别是糟糕的）国家政策寻找意识形态的根据，例如，安乐死运动（1941年的电影《我控诉》中鼓吹的）和“最后解决”(Herzstein，1979，259—321；Welch，1983b，121—31，280—304；Rentschler，1996)。以《永远的犹太人》为代表的半纪录片和以臭名昭著的通俗剧JUD SUB为代表的故事片(二者都是1940年出品的)，分别体现了希特勒和戈培尔在电影宣传上的不同口味；虽然形式不同，但它们都把犹太人妖魔化、非人性化，使得普通的德国人日后都成了“自愿的刽子手”（1996）。在纳粹德国，如伦奇勒所说的，“大众文化已经成为大屠杀的必要先决条件”。媒体是避难所，使德国人能够忍受残酷的现实，它也是障眼法，使人们忘却可怕的预感。作为一种视听工具，不管事实多么惨痛，它都能制造出振奋人心的神话（1996，222）。所有的盖世太保都必须观看 JUD SUB，难怪得出结论说：“纳粹的宣传是制造情感的工厂，它对于现实中制造死亡的工厂来说至关重要”（1996，186）。

　　纳粹是“别出心裁”地让民族主义电影为其种族清洗的罪行服务。但是，所有的参战国都利用电影来界定战争的意义，从而强化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感——告诉观众，作为一个整体他们是谁，他们浴血奋战想要保卫的是什么，他们所面对的又是怎样的浩劫。在美国，告诉人们到底为何而战的任务尤其艰巨。当英国人已经自1939年来深陷战事，并亲身承受着来自纳粹的威胁之时，美国人似乎对欧洲战争的来龙去脉还是一知半解，而且倾向于把美国的参战仅仅看做是对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反击(这正是OWI害怕的)。值得警惕的是，1942年夏天由OWI进行的民意测验显示有1/3的被调查者表明了赞成美德单独议和的愿望，同时还有很多人承认不明白美国参战的原因，或表达了对盟国的敌意(Weinberg，1968，78)。和平民不同，对于冲在战争最前线出生入死的美军将士来说，电影必须对战争做出解释。OWI鼓励在电影中既展现敌人的邪恶本质，又要展现美国与可信赖可尊敬的盟国并肩战斗的必要性，而撇开布尔什维主义和帝国主义不谈。这类有“教育意义”的宣传影片中重要的就是弗兰克·卡普拉《我们为何而战》系列。该片巧妙的将动画、图表以及历史资料（来源于《钢铁意志的胜利》和其他素材）结合起来，揭露并控诉了敌人的罪行(Culbert，1983，173—91)。反过来，美军将士的英勇献身精神也通过一系列的好莱坞纪录片铭记在普通美国人的心中。好莱坞许多的著名导演都参加过纪录片的拍摄，例如，约翰·福特、 威廉·怀勒以及约翰·休斯顿。其中约翰·休斯顿还曾加入美军的摄影小分队(Meyerson，1995，225—59)。

　　那时，解释战争就是国家自我展示的一部分。弗里茨·希普勒认为“在总体战中，参战国处于全面的对抗，对各自国家生活的所有表述都可以成为武器”(Rentschler引述，1996， 202)。但是这一论断并不局限于德国，因为在定义民族性时，各国的战时电影都通过把敌人定位成处于对立面的“异己”来强化本民族的认同感，只有日本的电影很少这样做(Dower， 1996，39)。在英国和美国的影片中，所谓的“异己”通常是“轴心国”，或偶尔是试图从内部颠覆国家的“第五纵队”。但是，OWI 坚持限制好莱坞过度表现对敌人的种族偏见。鉴于美国本身也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且华盛顿希望在种族问题上表现出高姿态，OWI更倾向于灌输一种对军国主义（敌国的意识形态的核心）的“正确引导下的仇恨”，而不是针对敌国人民的仇视(Short 1983b； Doherty， 1993， 122—48)。由于OWI对美国国内的种族关系问题太敏感，而且它急于攻击德国的种族主义政策，OWI极力试图限制珍珠港事件后好莱坞对日本的恶劣描述(Dower，1986；Koppes和Black，1987，60-3)。

　　在德国，毫无科学根据的人种决定论是纳粹意识形态的基础，雅利安民族不仅被定位于外国敌人的对立面——野蛮的共产主义的低等人类和魔鬼般的英帝国主义——还被定位于国内的种族敌人的对立面上，这样德国大众就会全面听命于纳粹的种族灭绝政策（Welch，1983b，239—79）。如汉纳·阿伦特认识到的，纳粹的宣传使反犹太主义成为自我定位的原则：德国人是所有犹太人不具备的品质的总和。这样，德国人本身性格中的负面因素就被转嫁到可恶的“异己”身上（1985，355-6；Rentschler，1996，159—64）。

　　如果说德国的影片鼓吹的是排他性的雅利安血统，那么英美的电影则致力于在国内倡导一种广泛的归属感。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潮流也涉及妇女。两国的妇女对战争的贡献在影片《百万之众》和《梅齐的转变》(1943：Harper，1988，168—202；Lant， 1991；Doherty，1993，149—79;Chapman，1998，201—15)中得到赞扬和鼓舞。种族包容性是战时好莱坞电影的又一重要主题。OWI 鼓励好莱坞在电影中表现“大熔炉”的理想：“一个由许多种族和信仰组成的国家，而且这个国家已经证明了它们可以共存共荣”( Short引述，1983，175)。相似地，军事题材的电影也开始尝试表现所谓的“黑人战士”在战斗中的英勇无畏，虽然这种尝试进行得十分谨慎(Cripps，1983，125—45;Doherty，1993，205—26)。

　　在英国，强调的重点并不在种族团结上，而是在于如何使大英帝国的各附属国及英国社会的各阶层能够团结起来一致对敌（Gledhill和Swanson，1996）。一些有关于来自不同背景的新兵是如何具有团体合作精神的电影正好适合这样的任务，比如诺埃尔·考沃德的《贡献》和卡拉尔·里德的《前方》就是这样的影片。英国的“国民性”的观念就是这样通过电影得到升华的，这些值得引以为豪的品质——MOI归纳为“默感”，“宽容”，和“坚韧”——和敌人的丑恶嘴脸比较起来让英国人倍感安慰与骄傲。除了强调敌人的邪恶以外，“民族主义”的宣传还要给出一个为何而战的正面的理由。战时的英国电影把英国描绘成一个充满田园风光、讲着英格兰式英语的地方，只是不知苏格兰人和威尔士人（甚至还有住在英格兰北部工业城市中的平民）会对这个被想象成人间仙境的王国作何感想。《这就是英格兰》就属于此类影片，在苏格兰放映该片前，它的名字被巧妙地改为《我们的遗产》。就像杰夫瑞·理查德指出的，那些创造“田园神话”的电影（如鲍威尔和普雷斯伯格的《世纪故事》)并不一定能创造票房神话(Richards，1988，50；Richards 1997)。

　　但英国电影还是继续把充满幻想的古老的英格兰和当时人们正浴血奋战试图重建的英格兰，以及现实的工人阶级的生活结合起来(Stead，1988，62—83)。在塑造民族性、谱写民族神话、树立民族英雄的过程中，所有的民族主义影片都会向历史寻求素材。纳粹电影更是对史诗情有独钟(Taylor，1979，164；Welch，1983b，164—85)。

　　这一时期的德国影片很少将日常生活搬上银幕，也许是因为日常生活中已充斥了太多的纳粹宣传，而无法引起戈培尔的兴趣(Rentschler，1996，19)。相反地，电影制作者通过重现历史的辉煌来推动纳粹的事业。他们描述的史实和历史人物在观众眼里都在当代重生。结果，传奇人物的传记，如伟大的俾斯麦，不再是对祖先的赞扬而沦为对元首的歌颂(Weinberg，1984，115)。由于虚构的影片中禁止出现希特勒的形象，而且元首本人越来越厌恶抛头露面，因此这些圣人的出现恰好填补了元首留下的空白（Rentschler，1996，172）。

　　历史影片可以传递准确的现代的信息。但是，由于电影人只需大声鼓吹自己影片的“真实性”，就可以把任何宣传目的掩盖起来，所以，当人们已经厌倦了战争和说教的影片时，这样的电影和其它逃避现实的作品（音乐，喜剧，浪漫故事等等）仍然大受欢迎。英国战时电影的发展过程中有一些自相矛盾的地方。例如，由于BBFC放宽了对被禁话题的限制，英国影片终于可以谈论“当天的热点问题”了，但片中日渐增多的日常生活和战士们在这场“人民战争”中的战地生活，并不是观众们最想看的。去看电影给人们提供了摆脱这场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漫长战争的机会。虽然一些战争题材的电影，如诺埃尔·考沃德的《贡献》和安东尼 ·阿斯奎思的《明星之路》(1945)，仍是票房热门，但是有证据(虽然这些证据零散或仅出于印象)表明，人们日益倾向于轻松的话题和“少一点战争片”(Richards和Sheridan，1987；Aldgate和Richards，1995，11)。

　　如果说这是国内方面的意见，那不出所料，那些真正出生入死的军人必定更喜欢娱乐片：这就体现了浪漫与现实的区别。根据1944年《时代》周刊的民意测验，美国人最喜欢音乐喜剧，其次是喜剧，然后是冒险电影和通俗情节剧(Costello引述，1986，180)。而军人们可能会渴望“三个‘L’”：笑声，美女和家书。正如托马斯·多尔蒂指出的，电影可以带来前两者，“而让亲朋好友们因为没有寄出第三者而感到莫大内疚”(1993，180)。那时，电影作为振奋精神的娱乐品，减轻了战士思乡的负担。一位海军陆战队队员写道：太平洋上6个月的紧张生活后，“娱乐片让我忘记了自己和周围的一切，而提醒我们还有漂亮姑娘、美妙的音乐和文明的世界值得我们活下去”。这简直和好莱坞电影《中国姑娘》的解说词如出一辙：一个美国人只会为三件事奋斗——为一个女人，为他自己，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Costello，1986，181)。也许好莱坞电影对战争最大的贡献就是，它提醒观众盟军并不是为了一个抽象的理想而战斗，而是为了那些真实的、使生活更有价值的东西而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