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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政策（下）
所有人都意识到了新闻对于整个宣传战略的重要性：赖特爵士曾经称新闻为“宣传攻势的突击队”。但问题是如何以一种各个相关方面——新闻界、公众、政治家和军方都能接受的方式来统领这支队伍。最终发展成MOI的计划和英国一战中的计划非常相似，而不是德国人想象的德国式的复制品。同样的，审查制度仍然依赖一种委婉的“主动性”。报纸编辑们人手一套D-Notices（特别注意事项），
用退休后又被擢升为总审查官的海军少将的话来说，其中“涵盖了所能想到的一切人类活动”。在一战初期，“注意事项”出于安全考虑要过于苛刻，鼓励编辑们把任何有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的材料上交给审查官，再次把违反战争基本原则的责任推到官方。编辑的工作只是从职业的角度对经手的文章负责，相比较审查官的职责是再次判断文章的内容有否可能被敌人利用。大多数的审查官是退伍军人，通常没有或是少有新闻从业经验。托马斯少将曾不经意间透露，他以前对新闻的认识只停留在“吃早餐时看报纸”(1947，1)。审查官的工作就是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对注意事项的解释。他们发现这个意义重大的工作往往只是审看有关巴特希发电厂工人的足球比赛的报道，而其中惟一与国家安全有关的就是他们工作的地方很有战略价值。开战几个月之内，审查制度就因为类似的琐碎小事泛滥而破产。后来一个新的更切合实际的新闻战略出现，旨在引导审查官的个人判断和使“注意事项”更加合理。这是由MOI的西里尔·拉德克利夫提出的，他曾这样概括这一理论(再次模仿一战的惯例)：如果“事实”因有可能有助于敌人而应该接受审查，那么观点和评论不应受到限制(Balfour，1979，66)。
这样，MOI的政策可以说是实用性与原则性的合理组合。如伊冯·柯克帕特里克多次被引用的话所说，MOI的新闻司被鼓励“讲真话，只讲真话，尽可能接近事实地讲真话，全部的真话”(PTaylor引述，1995，213)。这真是一句恰当的模棱两可的真理，因为在总体战的本质中（绝不像军队中执行的那样，军人们赞同绝对严守秘密的政策，信息的揭露通常都是“尽可能接近事实地讲真话”，而不是“只讲真话”(McLaine，1979，36；Nicholas，1996，16)。然而英国的宣传家们总是自觉地在道德上提高要求——MOI的目的就是在国内“通过传播事实来攻击敌人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McLaine引述，1979，137)。和他们的纳粹同行比起来，毋庸置疑，MOI对真实性的态度更为认真，但是其真实性是建立在实用主义的基础上，而非仅仅从道德角度考虑，其政策就清楚地表明了这种“战略性真理”。说到底，其目的就是加强国内人民的参与感。公开性的增强来自于一种愈来愈清晰的认识(根据1941年对“国民性格”调查的结论)：英格兰人(苏格兰和威尔士人不一定包括在内)愿意了解最坏的结果，如果他们对于得到的信息不满，有可能导致他们认为最坏的消息还没有告诉他们(Balfour，1979，74—5)。喜欢抱怨的民族就应该得到足够的理由来抱怨。
然而，不用说，最坏的消息从来没有完全公开地毫不拖延地告诉公众。希安·尼古拉斯指出坏消息总是在一段时间内“一点一滴”慢慢地放出来。大西洋之战的伤亡数字从未公开，而皇家空军后来承认他们将德军的损失夸大了55%，虽然“板球计式”的数字一直被认为是准确的(1996，199)。当然那时候“完全的真话”不是总有的，但有时候省略和近似（尽可能接近事实的真话）却演变成“把真实拖进谎言的入口”，就像马克·莱恩暗示的MOI和国防部在描述英国皇家空军对德空袭只是“战略性”的时候所做的那样(1979，137)。
新闻审查和发布系统最终运行十分顺利，记者们也没什么抱怨，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支持这场战争，更因为公众对于到底有多少信息在播出前被审查一无所知。共同投身于一场“敌人的邪恶显而易见”的战争并没有阻止新闻界对MOI在1939年和1940年所做的错误决定大肆批评(Knightley，1989，319)。但是经验丰富的MOI充分地利用了公众对此事的无知。让MOI
高兴的是，美联社和路透社驻扎在伦敦同一幢大楼里。在这里MOI的审查官可以在媒体订户收到通讯社发出的消息之前先将不利的信息删除。因此，报纸和BBC就可以以各自的风格公布这些审查过的消息了(Pronay，
1982，177—8)。这一系统对不同观点的容忍多次激怒了丘吉尔首相，以致于MOI和内政部好几次不得不规劝他不要封杀《每日镜报》。但这一系统毕竟给编辑们留下了一定的空间，而他们的德国同行则完全沦为纳粹发布公报的工具，在内容、版式、标题的谴词造句及字体大小上没有丝毫的自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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