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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政策（上）
在战争中（如果不是战前的话）德国媒体的所有分支都在国家的全面控制下，许多情况下更是收归国有。通过媒体渠道进行传播的信息流被绝对规范化了。新闻成了一种战略物资，要根据胜利的需要而被限制或操纵。正如戈培尔在他1942年5月的日记中记述的那样：“新闻政策是一种武器。其目的在于推动战争，而不是散布消息。”但是，明显的是有些消息是必须公布的，因为戈培尔认识到在战时公众“对新闻的渴望是无论如何要得到满足的”，否则德国人“会被迫去听外国甚至是敌国的广播”(Goebbles，Doob引述，1995，203)。但是，有多少新闻该被报道，由谁来报道，公开程度又如何，这些决定性的问题在纳粹党的精英中引起了争论(Doob，1995，203)。
在战争期间，戈培尔控制新闻和宣传的权力减弱了。事实上，他的权力从来都不是完全的，因为希特勒坚持分化纳粹精英的策略，重复设置行政机构，从而更好地控制他的部下，这就形成了迈克尔·巴尔弗所描述的“有计划的混乱状态”(1979，35)。战争使军队拥有了更大的新闻优先权，于是戈培尔发现他经常不得不和德国防军最高司令部宣传部(OKW/Wpr)的哈索·冯·韦德尔少校、元首总部的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将军，以及经常陪同希特勒到各处前线视察的帝国新闻总长奥托·迪特里希发生冲突。OKW控制着军队的消息，而且他们的新闻简报是直接呈给希特勒的，越过了戈培尔和他的部门。如果OKW的公报得到了元首的批准，它将通过国家通讯社准时出现在两点的广播新闻中(Balfour，
1979，105)。如果通不过，就要做相应的修改，通常是以真实性为代价，按照希特勒的要求大段大段地修改以制造帝国的神话，特别是当消息涉及德军失败时。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当希特勒读到德军俘获了3000名战俘时，他坚持在后面加一个零，并说：“不要说是30000，说成30723，这样每个人都会相信这是确切的数字”(Balfour引述，1979，122)。
虽然多数人都把戈培尔说成是希特勒的传声筒，但在新闻政策上二者是不同的。他们的关系是颇为微妙的，就像戈培尔和谎言的关系一样，尽管他的名字已经成了谎话的同义词。他不单单是元首观点的扩音器，戈培尔有时也会极力反驳，试图警告天方夜谭般的浮夸宣传。更自相矛盾的是，在创造了“希特勒神话”后，戈培尔自己不得不日益充当维护者的角色。斯大林格勒之战惨败后，希特勒这个“代表性人物”从公众的视线里消失了，只剩下戈培尔一人煽动、劝诱、许诺，甚至是威胁德国人民(Balfour，1979；Kershaw，1987)。结果，虽然如推算的，戈培尔在1942年就把对新闻媒体的控制权拱手让给OKW，但他却扮演了一个更重要的角色——代理元首。斯大林格勒之战惨败后，希特勒逐渐隐居起来，但同时加大了对新闻界的控制，他甚至审查戈培尔在“Das
Reich”上的专栏。可戈培尔却上升到了一个至少使他在公众眼中更加实际的地位，这就是充当元首，虽然不用说他的表现肯定不能让希特勒满意。
戈培尔为那些把他看成历史上最大的骗子的人们提供了大量证据，这包括他那句臭名昭著的格言：“宣传和真理毫无关系！我们真理服务就是为德国的胜利服务”(Welch引述，1983a，5)。但是前面较少被引用的一句话——语言必须有相应的事件在后面支持，这是当然的——却表明了他同时对可信度的要求。其实，正如评论的，戈培尔比他的许多同党都更加重视事实，虽然并非坚定不移(1979，116)。戈培尔对OKW错误地吹嘘德军1943年9月在意大利沙莱诺的胜利大发雷霆，认为这不仅是糟糕的宣传策略，而且对他的个人名誉造成极大的损害：“所有敌对的宣传家都在诋毁我，并把这个糟透了的新闻政策算到我头上”(Baird引述，1947，35)。如果“相应的事件”是一连串无法否认的失败，戈培尔就会采取类似英国的方针——和盘托出，因为他估计暂时的失败是可以接受的，至少比像希特勒一样过早地宣告对苏联的胜利要好得多(Balfour，1979，125，321—31)。1943年2月18日，在柏林体育场，戈培尔做了其生涯中最重要的演说。他十分肯定地说，如果德国人不积极响应的话，德国在战争中将必败无疑，他号召人民“以从未想象过的力量全身心”投入战争(Balfour，1979，321)。
但就是在战争舞台上，戈培尔也没有完全坚持他的另一个准则：宣传的作用“不是进行预测，而是报道事实”(Balfour，1979，287)。当德国一步步滑向失败的深渊时，戈培尔自诩的新式的“坦白”也在荒诞诺言中渐渐淡化，比如秘密的V2导弹将重新带来胜利（至少可以用来复仇）。在他最擅长的电影宣传领域，戈培尔又退而追求“神秘的非理性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元素”(Welch，1983，6)。
那么，那时被戈培尔评价为“印象深刻”的英国的新闻政策又是什么呢？MOI作为信息流通的渠道和信息的压制者的双重角色在战前已受到了关注，但在1939年，它在以上两方面和其他方面的精确的操作还很模糊。确实，MOI传播消息和阻止消息传播的双重作用是如此复杂，以致于由于出师不利，它曾在一段时期内不能发挥作用，并于1939年10月把工作移交给内政部下属的新闻和审查制度局(Balfour，1979，59)。不同的指导思想相互冲突：军方习惯性地倾向于严守秘密，限制记者到前线活动；而重新起用的、全面控制注意力的系统与各路“专家”提出的“只有让人民感到被告之真相，才能鼓舞士气”背道而驰（McLaine引述，1979，28）的建议相抵触。MOI
在1939年9月收到的一份报告建议说：“猜疑比了解灾难更易产生恐惧。公共关系所要达到的目标最重要的莫过于确定人民已了解到了最坏的情况。”要采取这种方针，就要求MOI能够抛弃其被阶级观念束缚的成见——国家需要调动社会下层人民的积极性，号召他们为战争出力；同时还要要求军队享有更大的自由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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