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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机制（上）
在控制机制中，德国媒体在民族“精神再定位”过程中占据着意识形态的中心地位，这非常明显。
帝国控制着报纸、广播和电影公司的人员构成、内容，直至后来的所有人。要为
“民族的精神方向”负责，戈培尔领导着三个分工明确的机构。首先他是帝国宣传部的领袖(这一机构的人员主要是狂热的纳粹大学生和博士生，人数由350人发展至1940年的1900人)，同时他又是帝国的文化大臣(RKK)和纳粹党中央宣传办公室的主任；纳粹的统治是在党内和政府内建立双重的行政机构的基础上，确保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都在政府的控制中，同时政府、党和民族完全成为同义词。
为了确保报纸、广播和电影能够完成所担负的“教化"任务，所有这些单位都必须服从于Gleichschaltung（一体化）或曰“协调民族的政治愿望与政权的目标"的严格要求(Taylor
in
Welch，1983，32)。这就要求RKK必须对其下属的媒体进行监督。RKK下属的七个机构管理着媒体、文化和艺术的所有领域。这些机构由纳粹党内和政府内的官员领导，像行会一样负责各自职权范围内的整体操作、雇佣条件的规范和工作人员的管理。如果一个人是纳粹德国的印刷媒体记者，他就归帝国报业司管辖。由于这些机构的“看门人"都是狂热的纳粹分子，因此潜在的激进人物和不同政见者都被清除出去。通过这种净化机制，纳粹政府得以立即清除潜在的反对派，而不必把“党员”这一条件作为从事专职新闻工作的一个必要条件。戴维·维尔奇指出，RKK
这一措施使得纳粹政权不必实行正式的新闻审查，因为留任的人员不需要高压控制(1993，27)。但事实上，虽然媒体已是言听计从，他们仍逃脱不了严格的审查。新闻产品的所有权越来越掌握在纳粹政权手中，而每个新闻机构都能发现它在生活的纳粹化过程中和后来的战争过程中所承担的特定责任。
广播自1925年起就已收归国有，为Gleichschaltung（一体化）做了充分的准备。虽然魏玛政府对广播内容的监管较少，但戈培尔却有一套完全不同的广播理论，他称赞广播是“现有的最现代化的影响公众的手段"，虽然广播并非他的最爱(Welch，1993，30)。根据1933年6月发布的规定，原先广播系统的九个分站都被收归RMVP管辖，接下来要使这一“有磁性"的媒体接近大众。为了提高收听率，政府开始生产廉价的收音机“大众收听器"(是大众汽车在广播器材上的同义词)。政府给予收音机生产商很大的补贴，使得工人们都买得起这一当时的新产品。这些大量生产的收音机只能收听到一定范围内的信号——虽然没有默认的接受波段，却有意设置了干扰国外广播的装置(Welch，1993，32—3)。结果，战争爆发时70%的德国家庭都有了收音机，这个数字在当时是世界第一的。当然，不管他们喜欢与否(戈培尔在二战中得到足够的证据表明人们的确不喜欢)，他们只能被迫收听本国节目。对于那30%没有收音机的家庭，甚至是有收音机的家庭，政府仍然要求集体收听，同时地方上的纳粹官员，即广播监听员，还要监督群众的反应。
德国的报界给国家控制提出了一个难题，不仅因为在20世纪30年代德国人均报纸量是全世界最高的，而且作为德国社会组织机构自由特征的反映，德国的报纸是极为分散的，而不像英国，虽然地方报纸相对分散，但全国性的报纸都聚集在舰队街上(Hale，1964，2)。德国报纸的分散特点使得它在某些方面不如广播或电影易于为一体化服务(虽然它的分散也意味着不会有大规模的对纳粹化的抵制)。渐渐地，国家社会主义党开始通过自己的出版社来取得对报业的控制权。该出版社叫“易尔”(意为“较早的”)，由马克斯·阿曼领导，他同时也是帝国报业司的主任。
德国新闻办公室是国有的报业机关，发行每日简报和政府命令。在那里，阿曼的部下清除了不合格的工作人员，过滤掉不合格的内容。从1935年10月开始，编辑们被强制消除一切“可能削弱帝国力量"的内容Welch，1995，37)。那些不服从命令的编辑将发现他们的报纸被关闭或收归国有。事实上，到战争爆发时，Eher
Verlay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了德国2/3的报纸，而在1933年，纳粹只控制该国4700份报纸中的59份(发行量不过782121份)(Welch，1993，387)，但是战争使政府得以巩固对报业的控制。战时的物资短缺意味着，即使忽略政府的政策影响，由于纸张、印刷工具和资金的缺乏，报纸的发行量也会下降。纳粹正是利用这一现实困难来实现其政治目的的——以牺牲最后一批独立报纸的代价，用资金配给的方法来扶植纳粹报纸。随着越来越多的报纸倒闭(多数为非纳粹报纸，包括著名的《法兰克福报》)，阿曼终于可以在1943年宣布“党指挥报纸"(
Hale引述，1964，289)。但是到了1945年几乎没有什么报纸幸存了，只有少数和传单差不多的小报还刊登每日战报和纳粹精英们垂死的叫嚣。
新闻影片和记录片也要屈服于国家的严厉干涉。这两者的作用主要是激起“公众狂热"而不是“传达信息"，而当它们对外播放时，其作用在于用帝国军队不可战胜的强大力量来震慑观众(Sakmyster，1996，485—514)。战前理论上完全独立的四家新闻影片公司在战时合为由国家拥有并直接管辖的公司——德国每周新闻，它的节目是由专门的军事电影摄制组(Propaganda
Kompanien，或称PK)拍摄的。与其英美同行不同，德国的新闻摄像师是受过训练的战士。他们被期望以摄像机为武器，时刻准备全身心地投入战斗。他们的宣传部长称他们为“一项新发明"(Welch，1983，206)。当然，这些被戈培尔亲自审查过的鼓舞人心的新闻特写和评论(流血和死亡的镜头都谨慎地剪掉了)在战争初期看起来还是颇受欢迎的(Welch，1983，208—12)。但是，这些最初的成功毋庸置疑是要付出代价的，其中就包括摄影师的生命，因为戏剧性的镜头比他们的生命更值钱——截止到1943年已经有超过1000名摄影师被杀或失踪(Hoffmann，1996，95)。纳粹政权最终也自食其果。1939年到1940年的闪电战胜利以后，随着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僵持(从没有被认为是完全的失败)、痛失北非和欧洲战场的失败，公众从新闻影片得到的狂喜很快被幻想破灭的痛苦所代替。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失败接踵而来，元首，一个大受欢迎的新闻片的主角，在荧幕和公众生活中消失了——在战争最后的10个月里，他只做了三次演讲(Balfour，1979，123；Rentscher，1986，172)。
显而易见的是，虽然战争的爆发标志着纳粹对德国媒体的控制进入高峰，但早在1939年以前采取了许多措施用来剥夺报纸的自由。在这方面，虽然有预先的计划，英国还是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准备不足，因为当1939年英国对德宣战时，MOI还是一片混乱。张伯伦并没有把战时宣传部置于重要地位，并希望这样做能让希特勒满意。同时，政府中也没有一个人看起来明白该如何招集宣传专家为其工作。就像麦克莱恩所说：“在心理学和新闻学方面的经验反倒成了不合格成员的条件了"(1979，6)。
结果这个新部门进行了一系列让人看不懂的人员和机构改组。以致于一位部长提出质疑：要是戈培尔“相信这里所发生的一切的1/10"，他会如何收拾这个烂摊子(Reich，Balfou引述，1979，109)。当然，如果不是英德为敌，戈培尔会对内政部与国民军队（civil－military）之间的不和深表同情的。由于对于貌似强大的德宣传部内部的缺陷一无所知，一些人嘲笑MOI是“一只机构臃肿、浪费了大量纳税人金钱而又毫无用处的怪兽"。一位部长曾说“一个人是无法应付局面的”，而恰好在1941年7月前有三位部长在此折戟。大多数历史学家都认为，直到1941年7月，布伦丹·布拉肯当上部长时，MOI
才走上正轨（Duff
Cooper，Chapman引述，1998，14）。同时，在战争开始后的18个月里，MOI先是失去但又重新掌握了对新闻的审查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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