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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控制的原因（上）
如果不考虑纳粹政权在1933年上台后在社会公众生活和私人生活的各个方面是如何拓展其国家权力的，我们就无法评价二战时第三帝国对媒体的使用。对媒体的控制是纳粹国家运作的核心，这种行为已远远超过了一般战时政策所能达到的目标。希特勒攫取政权后，认为宣传攻势将对其国家社会主义政党的成败起重大作用。他对公众信念巨大作用的认识主要来自于他坚信英国的宣传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德国在一战中的失败。这种“背后一刀”的计策在普通人的家中发挥作用，而不是在战场上，从19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很多德国人都身受其害。
了解了希特勒对宣传攻势的热衷，我们就不会惊异于媒体控制在德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的“纳粹化"过程中所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过程被称为Gleichschaltung（一体化）。
德国之外，一些观察家花了很长（太长）时间才认识到纳粹政权与当时的民主政府截然不同，因为希特勒夺取政权意在实现他的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所称的“德国的精神动员”（“spiritual
mobilization in Germany"）。第三帝国不能容忍立场不坚定的人，作为一个
“好的德国人”就意味着做一个忠诚的纳粹。这种信仰的统一将通过强制手段或是恐怖手段实现，这是必须的，而且在纳粹统治者看来也是上策，因为雅利安人民将看到“政权"与“政党"是如何完美地代表他们的利益：就像鲁道夫·海斯在口号中表述的
“组织一致”（“organic unity”）那样，
“党就是希特勒，希特勒就是德国，就像德国就是希特勒!"1933年3月5日，戈培尔向一些新闻界代表进一步解释说：“仅仅让人们或多或少地服从于我们的政权，仅仅让他们处于中立地位是不够的。
我们要做大量的工作，直到人们死心塌地地追随我们"(Welch引述，1985a，5)。
第三帝国对媒体的控制是其政权的本质特征。戈培尔告诉记者们，新闻的作用在于 “指导"，而不仅仅是“传达"；新闻界作为政府与人民间的桥梁，
要强调国家的意识形态，解释政策，而不能站在中立的立场进行批评。媒体必须促使人们对纳粹的各项国内外政策的热情(不仅仅是赞同)合法化，行动化。这些政策包括：反亲犹太主义，反布尔什维克主义，社会人种改良学，以及通过对斯拉夫民族进行的
“种族削弱"向东攫取德国的生存空间。这些主题在二战中并没有消失，
相反，由于媒体对战况的过高期望它们日益重要起来。大多数的宣传旨在激起人们对一个全新的战争的热情，而许多德国人由于对1914到1918年的痛苦经历记忆犹新而对此毫无兴趣(Kershaw，1987，12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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