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传者也会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静止和活动的画面有不同的、甚至完全不吻合的解读方式。有的观众认为，战争的画面应该是证明非人道的必要证据，人们带着直接的反战情绪去观看。但有的人则把战争影片看成敌人残暴的证据和自己国家斗争的原因。一名观众在看完《索姆河战役》后说：“感谢上帝。有了您的保佑，让更多的德国人下了地狱”（Reeves引述，1997，19）。因此，电影给观众的影响是很难预测的。即使那些认为“画面”形象令人激动的人也担心：爱国主义少一点且有点过于拘谨的人看过之后可能会产生相反的印象。所以，电影即便有它值得认可的明显作用，也仍是一把用来宣传的双刃剑。在《索姆河战役》这个案例中，零散的数据显示，电影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它的既定目标，增强了人们对于国内和战争前线状况的认知。例如：劳埃德·乔治赞美道，电影描述了“我们的人怎样在前线为我们受苦。他们在国内做出的牺牲怎样铸就了他们在战场上的成绩”（Badsey引述，1983，99）。但是，如圣尼古拉斯·里夫斯指出，电影总会产生一定的传播效果，低落的士气是在特定的背景下产生的。几个月后这种状况改变了。当人们厌倦了强迫式的征兵、物价的上涨和不平等的定量分配，从1917年春天到1918年初，一场罢工席卷了英国（Reeves，1993，185）。后来英国官方的军事宣传电影在面向厌倦战争、烦躁不安的观众时，有意避免重复了在《索姆河战役》中出现的那些生硬的镜头剪接（Reeves，1997，21）。比弗布鲁克，这位后来的战争电影处主席1916年曾写道：“一个‘疲惫’的观众需要一些‘更加戏剧化的内容’来唤起他的兴趣”（Reeves，1993，194）。

　　电影对观众的作用是不可能量化的。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把电影对受众的影响从其他纷繁复杂的影响，诸如：士气、个人信念和倾向等因素中分开呢？虽然对电影影响力的精确估计是不可能的，但是正如它在宣传攻势的每一个方面所体现出来的独特性一样，电影在当时肯定被认为是重要的。英国这方面的努力受到学术界的广泛赞许，但是仍有人认为德国的新闻纪录片更加有效果（Messinger，1992，251）。这不仅是对德国电影工业本身的历史定论，而且从纪录片的摄影技巧来说，战后这些新闻纪录片不仅对后来的节目有影响，而且战后的节目经常是从这些旧有材料中拼凑而来，而不是重新描绘这场战争(Muhul Benninghaus，1996，184)。但即使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府资助，德国电影工业在总体上还是从战时的社会经济状况中受益匪浅（Curry，1995，144）。

　　尽管如此，好莱坞还是当之无愧的“二战”受益者。好莱坞在战前就预备在全球市场中获得胜利，随着战争开始，好莱坞就用新闻纪录片和其他“高尚”的作品吸引了更多的中产阶级观众，从而作为一种爱国的方式打开了国内和海外市场。在美国正式宣布参战之后的19个月，好莱坞预演了在“二战”中更加镇静的方式。在政府公共信息委员会的允诺下，好莱坞自己的活动图像委员会督促工厂制作类似以下影片的热情洋溢的反德影片：《内部破坏者》、《德国皇帝》、《柏林之兽》和《野人的脚爪》。当电影院因为战争的缘由而人满为患时，影星们的帮助也使影片更加卖座，好莱坞的股价更高。无论在银幕上还是生活里，影星们都以个人的方式鼓励美国人民学习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如士兵、护士、流水线工人或是坚定的爱国者。后来有人说好莱坞在“二战”前就是干涉主义者。好莱坞对这种说法坚决予以反驳，因为普遍的看法是宣传对娱乐是无益的。“伪装成娱乐的宣传要么不是诚实的‘销售者’，要么就不是诚实的‘展示者’”，一个只要对电影工业稍有认识的人都会找到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说明好莱坞正像海斯·李伯特所认为的那样从来都不节省（Shindler 引述，19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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