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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人参加了早期的撤退，四名由军方提供膳食的知名记者在1915年春天目睹了战争处的进一步撤军。这次行动容纳了一个更加广泛的官方派遣新闻记者的计划，包括美国记者的加入。原任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现在成了国际调停的胜利者）指出，德国军方权威机构对战地记者的过分关切和英法政府对记者直截了当的拒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Knightley引述，1989，95）。实际上，要说服美国放弃中立必须呼吁新闻传媒更大的自由度。罗斯福的批评同一份英国报纸的观点是一致的。他说，英国在宣传战中落后了敌人。1915年4月的《每日邮件》发表社论说，“依靠出色的战地记者和不断变化的电影、图片，德国的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小孩都知道了战争意味着什么，国家在怎样战斗”（Farrar引述，1998，66）。批评家们说，不论是同它更为开放的同盟者比较，还是同它更加有组织和有说服力的敌人比较，英国都因此而饱受折磨。
尽管派遣制度很难达到政策的开放，但是它使传媒和军方双方得到了好处。报纸被允许从前线报道新闻后，正如编辑们所长期坚持的，报纸充当了“纪录战时英雄事迹的”爱国角色（《每日电讯》这样表述）。HC彼得森在1939年指出，军方于是发现，“新闻记者会变得镇静下来，同时成为宣传者。如果将他们安排在各个军队的司令部，把他们当成私人朋友，他们就变成了为英国辩护的人”（1939，26）。
那些新闻记者毕竟被给予了官员的社会地位，享受着豪华的生活。难怪后来菲利普·泰勒把这些享受特权的记者称为“城堡里的斗士”。他们是海湾战争中“宾馆里的斗士”的原型。他们惬意地驻扎在宰赫兰，掌握了军事机密（1997，104）。同他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驻扎在法国的记者到哪里都必须由军方陪同，“他们住在一起，吃在一起，军方还读他们写的稿子并谨慎地尽可能浪费他们的时间”Knightley，1989，96；Farrar，1998，73）。英国军方知道——尽管很快就忘了——那些被视为潜在敌人的人有可能通过一个“本国化”的过程转变成容易驯服的朋友（甚至同伴）。于是，类似“玩花招式的写作”便没有什么害处。“我们发稿不需要什么审查制度”，菲利普·
吉布斯这个“花招作者”在1933年写道，“我们自己就是审查员”（Knightley引述，1989，97）。当然，记者们也很清楚地意识到，他们欠了军队“一笔账”。他们把军队描述得一致化，而且分享了同样的利益，几乎减少了传统的控制机制。
经过多次的研究，对新闻记者“同化性”的发现是“一战”中军方取得的一项胜利。英国的宣传机构确实成功地招募了各种各样心甘情愿的参与者，他们不仅仅是爱德华军事文学组织中的主要成员，包括：HG韦尔斯，约翰·巴肯，拉迪亚德·基普林，JM巴里，约翰·高尔斯沃西和GK切斯特龙（他是个非官方或国家任命的热切的基督教宣讲者）（Buitehuis，1989；Messinger，1992）。但是，最不可缺少的招募对象是当时新闻业的巨头。他们被抬升到宣传机构的最高位置。这与德国以军方为核心的安排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国内和国外的宣传机构被归入新的部门后，比弗布鲁克爵士（他在加拿大出生，是《每日快讯》报的所有人）在1918年被指派担任宣传大臣。在这个部门的领导下，以前由定居在克鲁豪斯的潜伏特务承担的对敌人发表意见的工作就成为了诺思克利夫爵士（《时代》和《每日邮件》的所有人）的本职工作，而他的哥哥罗瑟莫尔爵士则直接负责向中立国进行宣传（Messinger，1992）。正如拉斯韦尔所赞成的，那些个人习惯了用“激动的、形象的风格”讲述他们的故事，并且不会纠缠于“没有必要的精确”（1927，32）。尽管他们也曾经批评过政府对低调新闻的压制，他们却很会给好新闻找一个爱国的角度。尽管“舰队街”和“唐宁街”的“乱伦组合”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政治家也害怕比弗布鲁克会在和平时期给特定的组织提供帮助，但是对那些政治领域里的人而言，招募最强有力的新闻巨头成了一个狡猾的策略。这样他们可以保证批评的存在（Marquis，1978，467）。
英国的宣传体系除了保障新闻界内部和外部的突出的舆论制造者，还有一些其他的益处。这些益处后来在“二战”中被得以体现。总的说来，英国的新闻管理体制比德国的管理体制更难以察觉。所以在英国，同时在德国也颁布的电报源审查制度比较难被英国的报纸读者注意到，因为它没有涉及“关于怎样处理可以发布的内容”这样的说教性规定。但是新闻局不反对出版大量有帮助的提示，编辑们也不得不遵守国防部的公告。公告中罗列出了那些不能出版的敏感信息（Rose，1995，22）。
另外，这种“自愿”性的审查制度对国家而言是有好处的。它可以巧妙地拒绝情报中的某些信息。换句话说，当政府把资料交给新闻局的编辑们处理时，政府就可以吹嘘他们的新闻自由了（这就使编辑们摆脱了长期在DORA监管下的阴影）。于是库克就能宣称：“我们报纸在那时的最大特点就是他们根本感觉不到在被审查。如果一个旁观者没注意到人们对新闻局偶尔的斥责，他也许会下结论说这里根本没有审查制度”（1920，164）。
“事实”也许是直接发布的，但是观点却以“几经雕琢的词汇”出现。这种后来在“二战”中被重复使用的技巧在很大程度上使公众在有关战争的许多方面被“蒙在鼓里”。在这种制度下，表达和平主义者观点的刊物一直在出现，只是如果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他们有关战争的“事实”触犯了DORA的条例，就会有惹上官司的危险（Hopkin，1970，15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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