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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8月战争爆发的初期，英国缺乏一个核心的宣传机构。同时，信息部也是直到1917年才建立起来，第一任部长比弗布鲁克说，直到他上任以后，信息部才开始正常运转（Messinger，1992，123）。随着英德两国斗争加强，在没有核心控制的情况下，英国1917年前就有了许多行动，而且在1914年前就出现了日后战时审查制度中的很多观念(Towle，1975，103—16)。德国也许是个比英国更军事化的国家，但是英国军事化中的不足难以靠过多的行政秘密来弥补。公众对新闻的需求不断增长，但是给他们提供服务的被称为“世界上不平衡的报纸系统”。不断增长的需求使得政府官员不愿意放开手让新闻业自谋生路（McEwen，1982，461）。1910年一个官方的机要条例指出，新闻业不要提供有悖于广义上的公众利益的内容（Rose，1995，7）。早在1904年，一项有关“在紧急情况下对海军和陆军信息发布给予控制”的草案就被递交给了国会。1911年，来自陆军部和海军部的代表与五家媒体的代表组成了一个委员会，专门决定在战时什么信息应该避免让公众知道（Rose，1995，11）。所以，政府对传媒的控制在1914年前就受到了一些关注。所以主要审查员爱德华·库克说“战时新闻业的审查制度既陌生又不受人欢迎”是不可信的（1920，xiv）。
战争开始的时候，这个组织成为了新闻审查和发布的基础。这个组织在最初的几个月里既混乱，又充满军事敏感，但是新闻业并不自由。为了避免类似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英国记者泄漏有利于俄国的信息这样的错误，英国军方——同其对手德国一样——简单地通过压制有关战争的新闻来阻挠“传媒的公开性”（Cook，1920，18）。针对审查制度，政府采纳了两个决策。这个审查制度后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政府利用在国际电讯协会中拥有的权利中止了整个国家的电报和广播服务。有一个电报行可以继续工作，但是所有信息的出入都要经过新闻局。新闻局是由第一任海军大臣丘吉尔于1914年8月7日宣布成立的。它旨在成为“一条传播有价值信息的稳定渠道”（Haste，1977，30）。德国的跨洋电报服务系统管理得很严格，所以英国就垄断了电报服务。其次，在《领域防务法案》（Defence
of the Realm
Act，DORA）的管理下，当局颁布了大量禁令以防止任何直接或间接有利于敌人的战争信息的传播。任何“有可能对女王陛下产生不良影响”的错误观点和表述也会被禁止（Cook，1920，25）。凯特·阿斯特曾经提出，官方新闻局和战争前线宣传机构发展缓慢的原因在于政府相信一个爱国的媒体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工作(Haste，1977，21)。但是，政府以上的各项权利与阿斯特的说法是不一致的。《领域防务法案》的条款和一旦触犯它们要受到的处罚也不是绝对当然的。这些处罚使编辑们一开始就面临着有可能走上军事法庭和被判处监禁的命运。
《领域防务法案》的条款涉及面广，内容模糊。例如：它禁止发布有利于敌人的信息，但是省略了这样做的标准。对这种灵活性的最为仁慈的解释是因为白厅里没有人准确知道在这场新式战争里什么可以帮助敌人，而出于担心，他们宁愿犯错。有的说法就不那么宽容：他们认为《领域防务法案》的条款之所以这样开放是因为它们可以让媒体自己审查自己，以免越过界限。实际上，这条界限的位置是不具体的。在《领域防务法案》的雷区里蹑手蹑脚不是新闻界做的事情。尤其像德国空袭伦敦这样的事件可想而知是使人烦恼的。尽管大多数编辑比较愿意在这种事件上保持敏感（而且他们同意等到官方的意见发表之后再报道，因为这个时候编辑们会根据自己的立场去写空袭），但是新闻局审查主管后来抱怨：“‘天气预报’被压制实在使人难以理解。我们还受到了很多挖苦”（Cook，1920，142）。
许多编辑看到，新闻局对来自非官方信源而不是官方部门的报道采取监管措施是因为这些报道可能侵犯了某种模棱两可的规则。这是操作过程中“自愿”接受审查的行为。通过这种方法，正如库克指出，“新闻局成了新闻业的庇护者。将文章或新闻呈交给新闻局并不意味着冒犯了什么，而成了一种保护措施。上交后就把责任推卸掉了”（1920，43）。于是，每当编辑们遇到特别大的问题，或者出错的可能性很大，“如果有疑问，去找审查员”就成了他们不成文的规则。可是，编辑被判刑的案例还是很少的。1915年只有12个与这项处罚相关的案例。除了编辑的小心之外，还有另外的原因。有些编辑的确触犯了《领域防务法案》，但是令他们对手懊恼的是，他们逃脱了惩罚。这是因为公众起诉人决定，处罚只针对最初的损失，从而引起更多的公众或敌人关注相关条款。
所以，库克发现，“这种体制产生了一种反常现象：越不谨慎，就越有可能逃过处罚”（1920，83—4；TRose，1995，19）。
新闻局也发布新闻，尽管不是首发，因为这是战时军方的一项主要职能。然而，如果军方一旦保持沉默，它就是替罪羊，所以新闻局成了传媒批评的靶子。新闻局是官方新闻惟一的通道。其中的雇员热切愿意留在这工作。新闻局不承担保证成为军方“稳定管道”的责任，也不承担信息传递缓慢的责任。因为即使一个最有经验的审查官在一个8小时工作日也只能处理110封发来的电报，信息传递缓慢是很有可能的（Cook，1920，53）。然而，尽管库克会否认新闻局的工作是装饰新闻，毫无疑问，军方企图将信息赋予倾向性。因此，海军审查官布朗里格后来回忆道，“丘吉尔在海军部会把坏消息搁置一段时间，等到有好消息来了才将坏消息作为陪衬发布出去”（Lasswell引述，1927，203）。这个传播技巧在后来多次战争中被使用。而且，新闻局亲自给新闻表述提供建议，尽管这不是受到约束的。新闻局“为了让英国公众做好延长战争时间的准备”（Hopkin，1970，155），有时候还阻挠新闻界过分乐观。
尽管英国政府对新闻的发布比德国公开，信息传播还是受到了严格的限制。新闻界的诺思克利夫爵士抱怨道：“报纸正在成为一个隐藏坏消息的愚蠢阴谋。实际上在那时，英国人对坏消息并不在意”（Messinger引述，1992，151）。当时招来批评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前线的状况被彻底保密，战争处也拒绝派遣任何新闻记者。有些英国记者不顾一切到了法国，但是他们应该被逮捕或驱逐。伯纳姆爵士说：“最初为了报道新闻到外国去的人被视为释放了的罪犯。战争记者被士兵拘留”（Cook引述，1920，178）。从1914年8月到1915年5月，记者和摄影师被正式排除在战争区域以外。在布尔战争中担任主审查官的德比爵士说，来自新闻界的渗入者被当成“外来的敌人”，德比倡导给予新闻界更大的宽容（Farrar引述，1998，67）。的确，国会和新闻界对于保密政策的批评已经堆积了起来。批评者指出，英国报纸不准报道有关英国远征军前往法国的新闻，尽管这种规模的事件是很少被保密的。但是，为了表明他们忠诚地保持了缄默，并且成为了“战争的辅助力量”，编辑们不断要求军方的配合。在法国或比利时的英国记者发稿时毕竟得到了配合，但是结果是异常的：这不仅扰乱了战争处对待新闻的吝啬态度，还使得英国公众有可能低估他们的军队所发挥的作用，并因而忽略了继续努力和响应入伍从军的必要（Farrar，1998，37—8）。
逐渐地，基奇纳手软了。他的第一个勉强让步并不是十分成功。1914年9月，他派了一名便衣“眼线”报道战争。直到1915年，陆军上校博克斯·斯温顿爵士才被任命为主要命令官。那些经过了司令部审查的报告要交给基奇纳通过。作为一名官员，他当然十分清楚自己的主要责任是“避免帮助敌人”，而不是“把新闻供应给自己人”。因此，他“只会告之有助于安全的实情”，他报道前线消息的作用一方面是防止士气低落，另一方面在于监督有可能引起松懈情绪的盲目乐观（Swinton，Haste引述，1977，32；Farrar，1998，24）。阿斯特认为，“没有太多的实情可以冲破那些阻碍”。这大概也是基奇纳试图达到的目的。因为他的所有表态和行动反映了他对“公众”的轻视，更不用提对那些像“喝醉了酒的傻子”一样的记者（Asquith，Haste引述，1977）。难怪一位编辑后来根据斯温顿的报告提出，这些新闻报道不过就是些“表面文章”（Knightley，198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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