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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在“一战”中对新闻的管理比美英受到的关注要少得多，至少在以英语为母语的学术界是这样。如果历史是由胜利者来书写，那些胜利者就不应该对失败的宣传攻势表现出太多的兴趣。德国政府的行为遭到了广泛的斥责。这种基调是拉斯韦尔在他的创新性研究中定下的。他指责了德国在整个战争过程中过分的军事影响（1927，198）。菲利普·奈特利在其经典著作《第一个受害者》（The
First
Casualty）中同样反驳道：“德国人不可能抹去他们作为侵略者的形象”（1989，82）。菲利普·泰勒也说，从战争最开始，德国的宣传就组织和配合得不好（1995，10）。但是，尽管德国在后来有“媒体的背后一刀”的神话，它的失败主要还是在战场上。从战争开始起，德国的宣传就明显地暴露了不足，而英法俄协约国则注定要打败普鲁士军队。实际上，威廉明妮在位时，德国参战时的新闻业的管理情况要比英国好。
相比英国来说，德国在战前毕竟是一个更加军事化的社会。德国政府传统上对新闻的管理是在俾斯曼和威廉二世的统治下建立起来的（Messinger，1992，16）。1914年7月31日，总攻开始，德国有可以形成通过口语、印刷和活动图像自由表达舆论的态势。但是，总统贝特曼·霍尔韦格针对新闻界宣布了26条“防止不可靠信息传达给公众”的禁令（Marquis，1978，470—1）。为了把人们的视点拉到国内，冯·克塞尔将军（柏林军事区司令官）在8月8日提醒新闻界：“禁止报道有关军事的新闻”。尽管这种态度可能会使即将受到攻击的平民难以
逃脱危险，但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不仅仅是德国，也不仅限于“一战”中。英国，特别是在战争的初期，同样不愿发布任何消息（这种态度在战争初期被许多军事力量所重复采纳）。
但是，这种立场在公众（要求知道真相）的努力下慢慢变得不稳定。
德国国有传媒同英国的传媒一样，不太可能真正拿到具有潜在震撼性的军事新闻。所以，政府对出版物的严厉警告大多是象征性的。直到1921年，德国惟一的一家电报服务业还是半官方的沃尔夫电讯社，所有的官方消息都是通过它得以传播。任何“有政治敏感性的内容”
都被对外新闻办公室剔除。
战争中的德国新闻传媒完全依靠审查消息源的沃尔夫电讯社得到前线的消息。如果一家报纸想设法派一名记者到战地上去，或者得到一些有关战争的新闻，比如士兵的来往信件都要经过当地军事官员的检查（Marquis，1978，476）。然而，尽管审查制度的公开目的是防止信息传达给敌人，它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的作用却更宽泛。它不仅仅剔除有关涉及国家安全的“敏感”内容，还确定了新闻报道和新闻批评的基调。
除了对于新闻出版在政治目的上的约束，德国政府主要通过战时新闻局(1915年9月7日成立）展开新闻管理，负责压制和发布新闻。战时新闻局的出版物主要面向军队，它还定期召开简短的新闻发布会和每两周或三周一次的会议。在会议上，编辑们被劈头盖脸地给予各种混乱的“推荐内容”。《侯爵》在报道中写道：“政府对待传媒就像长期遭受苦难而且严厉的父母对待一个任性、有恶意、不守规矩并且潜意识里有杀气的孩子”（1978，480）。报纸受到了如同洪水一样倾泻而来的严厉警告。他们被警告停止告诉读者新闻的审查措施。但是，很难想象精明的读者会意识不到这些措施，因为煽情的题目被禁止出现，报纸也避免不好的新闻和有悖于德国战争目的的表述。
但是为什么新闻管制失败了呢？后来有许多人对此做过专门研究。他们中有人总结道，任何以压制为基础的体系注定会崩溃。不管实际上是不是这样，德国“一战”中的设施还遭受了其他方面的严重破坏。那就是：内部的军事冲突。军方在整个新闻管理系统中起了越来越突出的作用。由于军方的人很少有同普通老百姓接触的经验，然而那些有经验的出版商和新闻记者又被排除在信息政策决策系统之外，所以，这成了很严重的阻碍（Marquis，1978，489）。在拉斯韦尔看来，德国的宣传之所以拙劣是因为“军方人员的影响”（1927，198）。
当德国在战场上的形势恶化时，军方在鲁登道夫主帅个人意志的领导下竟然通过建立自己的新闻业，德国战时新闻，在国内宣传他们在战场上占有优势。不难预料，这一举动激怒了政治家们。他们担心相同的新闻官员管理军方可能会使政治报道执行某些议程设置，比如：拒绝为和平提出诉讼以及不顾老百姓的反对而决意要取得德国的彻底胜利（Messinger，1992，18）。尽管军方很少注意德国的公众舆论，但是鲁登道夫认为军队是消极而令人失望的。所以，那些作者、着色员和讽刺画画家需要接受更加直接的训练(Patriotic
instruction：Demn，1993，165)。一位德国的宣传学家后来指出，尽管德国的宣传是“符合逻辑的”，但并不是“符合心理规律的”（Viereck，1931，114）。德国的宣传工作是在无知的基础上建立的，它认为公众有可能接受宣传。但是到1917年，德国的宣传却使得它的发起人和受众之间出现了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
德国的宣传看起来是每况愈下的。很多记录显示，这种情况在英国被颠倒了过来，不少资料记载了两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宣传机构的出现。比如：英国式的“公平竞争”使得宣传的概念变得令人讨厌，除非犹豫不决的西厅大臣对敌人有倾向性的行动采取还击。德国在1914年和1939年装备了良好的新闻管理设备，不太走运的英国人却没有积极动员力量前往宣传前线。在夺取了第十一个星期的胜利后，国会匆忙撤离了宣传力量，重新陷入到和平时期的拘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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