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政府对舆论的引导是大规模现代战争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夏洛特·拉斯韦尔在研究先锋宣传理论的书中（1927，15）如此写道。他的判断是基于后来被称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历。这是一场人类有史以来摧毁性最大的战争。其间，战争各方在国内和国外运用了严密的宣传手段。毋庸置疑，和他同时代的人一样，拉斯韦尔希望他的预言不会在此后的实际战争中实现。然而，正如他预言，在1935至1945年发生的第二次大规模现代战争中，许多在1914年至1918年第一次战争中使用到的宣传手段又被采纳和改造使用。政府对舆论的引导还被证实是欧洲某些政权在和平时期的特点，比如在苏联和纳粹德国。

　　“总体性”在“一战”和“二战”中表现出了不同的形式。在某种程度上，两次战争都是空前的全球战争。1914年至1918年的战争不仅卷入了欧洲的殖民对手，还把美国拉了进来。1939年至1945年，来自欧洲和亚洲的势力组成了同盟国，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组成了轴心国。他们的联盟促使美国在珍珠港事件后向日本宣战并全心投入到反对纳粹德国的欧洲战争之中。这些战争不但拥有空前数量的参战国，而且比之前任何一次伤及的平民都多。工业化和商业化使20世纪的战争在许多方面终结了以职业化士兵和骑兵为特征的19世纪的战争形态。大量的军事装备控制了潜水艇、鱼雷、坦克、导弹、爆破筒、火箭和原子弹等新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保持这种力量需要大量的人力参与其中，他们应该在智力和职业上将自己由平民向士兵定位。进一步装备他们的实力还必须将国家经济调整为军需生产，并且建造类似于把女人改造成"男人"的特殊部门。

　　在许多方面，总体战模糊了国家领土界限，当然还有性别角色之间的差异和过去关于“战争对象”（战争中合法的攻击目标）和“非战争对象”（战争视线以外的地区，Walzer，1992）之间的区别。如果整个国家参与了战争，那么这个国家整体上就成为了轰炸的“合法目标”。正如当时公开提出的一样，轰炸平民区的原则主要在于摧毁制造战时军备的工厂和用来传递信息的网络，从而使敌人的生产性基础建设瘫痪。但是“战略性轰炸”，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城市进行的空袭则承担了另外的作用。这种作用是精神上而不是物质上的。他们打击敌人的士气、暗中阻止平民参加战争还使社会陷入失败的情绪。在总体战中，总体的胜利就是既要体现霸权，又在精神上使敌人投降。因此，保持自己并打击对手作为"思想武器"的士气就成了总体战争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大众传媒同其他战时重要的工业一样有了用武之地。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大众传媒和政府的操作在控制新闻传播和形象构建方面被赋予了多种角色。这些角色在很多方面预示了它们将在“二战”中体现出来。“一战”成为了“二战”的开端，“二战”则更具有摧毁性和深远的影响。然而，两次战争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延续。

　　战争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战争的技术和新闻报道方式变了，参战国家的本质也变了。欧洲出现了多个新政权，其间，对和平时期的舆论进行引导成为了集权主义国家的中心职能。在“大战争”中初次被使用的宣传武器--电影，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被苏联和纳粹德国当成了巩固革命的工具。到1939年，看电影在工业化的欧洲和美国成了一种普遍的社会活动。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得新闻纪录片和短纪录片“活动影像”在战时的作用就如同报纸一样。广播，这个在“一战”中还处于幼年时期的军事传播系统，在两次大战之间进入了大众传播媒介的行列。它被同时或者通过不同的方式当成宣传、传播新闻和娱乐的传媒。

　　“一战”的交战各方在很多方面差别不大。实际上，争夺帝国主义的果实是引发战争的主要原因之一。（德国、美国、英国和法国的议会制度严格地限制了公民权利，包括妇女、贫民和少数民族。因此，"自由的民主"的口号看来是不相称的。）“二战”则在另一方面给我们提供了机会相对不同的国家是怎样在战时运用国家传媒的素材。在这一章中，我将特别强调纳粹德国和英国，因为他们各自使用新闻的方式是对立的——“大谎言”和“真实战略”。那么，英国在战后是不是可能夸大了“真实战略”的神奇效果？总体战是不是真的有必要破坏所有交战方的新闻自由，不管这种破坏是在什么程度上的？答案的给出还有待进一步评估。但是，了解“二战”中的传媒出于什么原因并且怎样被民主和专政利用，则有另外的重要作用。

　　总体战的基础就是要使敌人全面溃败，或者无条件投降，正如同盟国把他们对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打击称为面对面的打击。总体战破坏了“自决力”。严厉的情况使得政府对媒介的管理和审查合法化。而且，当国家利益和民族存亡一致的时候（或者呈现这种表象的时候），政府可以激发新闻传媒、娱乐业和“有社会责任感的”新闻记者的爱国情绪，而且唤起更加严厉的审查制度。自从1945年以来，西方国家发起的所有战争没有重复“总体战”（至少没有在他们的国境内）的形态。但是，凯文·威廉姆斯提出，政府故意模糊了总体性或合作力量。威廉姆斯承认，政府在找寻与战争相关的爱国因素的过程中借鉴了“二战”的经验，目的在于重塑现代战争作为民族存亡战争的形象（Williams，1992，156）。同样，丹尼尔·哈林断言，“许多关于战时传播的分歧源自人们对总体战的期待和对有限战争的政治现状的不满”（1997，209）。熟悉了总体战后，我们就可以以更为锐利的眼光来评判有限战争中的种种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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