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３月１５日电（记者吴晶）去年的今天，人们曾就“医生与患者，谁是弱势群体”的话题争论不休。医疗纠纷频发的一年又已过去，全国人大代表提出的《建立医务人员权益保障法》议案，使这个问题再度突现。

　　议案的发起者、蚌埠医学院病理教研室陶仪声教授指出，近年来，由于医疗事故或非医疗事故原因造成的医疗纠纷，导致医务人员被打致伤致死已发展成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据统计，１９９８年至２００１年，北京７１家二级以上医院共发生殴打医务人员事件５０２起，其中被打伤致残者９０人，影响医院秩序的事件１５６７起。“究竟谁是‘弱势群体’，医生的‘医疗事故’谁负责？”很多医生想不明白。 　　

　　对于非卫生界的人士说，医患关系紧张，更多是医生的责任。全国人大代表、江苏东洋之花有限公司董事长方宜新说，“事实表明医疗行业已成老百姓最不满意的行业之一，药价之昂贵，行风之不正，白衣天使成了‘白狼’，极大地损伤了老百姓的切身利益。”

　　但医生却有理由为自己辩护。安徽省立医院大外科片主任兼普外科主任、主任医师许戈良代表说，几经修改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已对患者加强了保护。医疗事故鉴定已为患者提供很大方便。病人有权掌握复印病历，并在医疗事故中要求医生举证，这些规定“都在向患者的一边倾斜”。 　　

　　然而，他认为，一些患者及家属仍然采取打、砸、抢方式，甚至将患者尸体长期滞留在病房内。公安部门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医生成了无援的弱势群体。更令他无奈的是：一些患者假借“医疗事故”之名，把无理纠缠当成“生财致富”的有效途径。

　　许戈良建议，医疗事故鉴定应设立实效期限，限定医院的赔偿额度，确保赔偿的合理性。在德国，医务人员要将月收入的６％交到保险公司，其所在医院要交纳固定数额。医疗事故经鉴定后，交由法院决定赔偿数额，最后由保险公司处理。“战场转移了，医患双方的身心都不会在无序状态下受到伤害。” 　　

　　医院暴力事件大部分是由于患者或患者家属对治疗效果不满意，或对医生群体不信任而产生的过激行为，大多数医生表示可以理解。然而，国际一致承认医疗确诊率为７０％，急症抢救成功率也仅为７５％左右。

　　年近八旬的王忠诚代表曾获第１２届世界神经外科最高奖，也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他坦言自己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错将一位脑部血管变异的病人诊断为脑部肿瘤，并为其施行开颅手术。“当时病人家属非常体谅我，我不但没有精神压力，还增长了医术经验。”

　　王忠诚说，医学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结合的复杂专业。再负责的医生根据书本知识，也无法解决每一个个体上的特殊性。社会上不应因为少数恶劣现象就用有色眼镜看待医生。 　　

　　他说，因为医生很难做到诊断完美无缺，治疗上也就不可能完全达到家属要求。很多医生因此对疑难病退避三舍，重病人就更不愿管了。因为重病人处于生死边缘，家属挑毛病很容易。这也变相造成了医患关系冷漠的假象。

　　作为一位从医２１年的医师，许戈良说：“医生心理压力过大而造成的责任缺失，最终伤害的还是病人。”

　　医务人员也在呼唤良好的执业环境。２００２年２月至３月，中国医师协会对北京、四川、辽宁、广东和浙江５个省市１９５６名医师的调查显示：超过６成人认为当前执业环境恶劣，近四分之三的人觉得自身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５５岁以下被调查的医师有近８０％认为自己的劳动与报酬不符；５４％的人明确表示不同意自己的子女从事同行业。 　　

　　许戈良说，除去医患纠纷问题，医疗行业的垄断性也使大医院人满为患，小医院病源难寻。医院只有从卖方市场变为买方市场，才能从根本上遏制医疗行业的不正之风。此外，国外对医生进行污点记录和吊销执照的方法也值得借鉴。 　　

　　２００１年１１月，北京数万名医师获赠“医生人身意外伤害险”；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１０日，上海出台了中国第一个《医疗机构治安防范暂行规定》。人大代表和医学界对有关问题的呼吁已逐步引起重视。（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