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重庆２月１5日电（记者  田雨） 全国法院行政审判工作会议上公布的一组数字耐人寻味：人民法院５年来共审结行政案件近５０万件，已受理的行政案件几乎涉及所有行政管理领域。全国法院行政案件收案数从１９９２年的２７１２５件，增加到２００１年的１００９２１件，原告的撤诉率从３７.８４％下降到３２.３８％，原告的败诉率从３５.９３％下降到２８.６１％，被告的败诉率则从２１.９８％上升到２５.６７％。

　　年收案从不足３万到超过１０万大关，迅猛发展的行政诉讼说明了什么？“民告官”中“民”的撤诉率和败诉率逐年下降，相应地，“官”的败诉率则上升了近４个百分点，“下降”和“上升”的变化意味着什么？

　　“原来行政争议主要靠‘上访’、找党政首长，现在公民依法维权的意识大大加强了。”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李国光认为公民法律维权意识的增强，是近年来我国行政诉讼数量不断增多的主要原因。

　　究竟有多少行政争议最终形成行政诉讼，取决与行政审判具有多大的社会影响力。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份调研报告分析，“民告官”中一个制约行政诉讼发展的重要因素，就是作为原告的“民”普遍存在着“三不”，即不知告、不会告和不敢告。不知道法律赋予自己依法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不管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正确与否，要么履行，要么软顶硬抗；不会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行政机关作为与不作为之间，一片茫然；同时，“民”的最大的一块心病是怕行政机关事后报复，怕法院司法不公，官官相护。

　　针对这一症结，上海、山东、广东、河南和北京等各地法院不约而同地把宣传作为突破口：“报纸上有字，广播里有声，电视里有影”，新闻媒体成了行政诉讼宣传的重要阵地。河南省平顶山市法院还把每年的１０月１日作为行政法制宣传日，将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如何打行政官司等内容印制在全市２５２９个行政村张贴，使老百姓们了解相关的维权常识。他们还利用庙会、书会等场所，排演了曲剧《王黑子告县长》，在这个被誉为“曲艺之乡”的城市巡演，效果极佳。

　　商鞅变法，移木立信。行政审判的社会影响力有了，但如果群众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就会认为行政审判是“官官相护”，愚弄百姓。许多法院选择具有典型意义的行政案件公开开庭审理，使人民群众对行政审判有直接的观感和印象，通过公正司法取信于民，确立行政审判的公信力。

　　宝丰县农民王朝义和１１户农民共同诉讼该县周庄镇人民政府加重农民负担，法院开庭前广贴公告，３００多名群众乘２０多辆拖拉机到法庭旁听，当庭宣判县政府败诉后，引起巨大反响。

　　数字变化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各级政府依法行政观念的提高。２００２年７月，沈阳市政府出台《关于建立行政机关法定代表人行政诉讼出庭应诉制度的通知》，要求各级行政机关都建立法定代表人出庭制度，积极配合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工作。类似的规定在许多地方成为政府的共识。

　　安徽省太和县公安局曾因治安拘留争议被诉上法庭，公安局长主动出庭，并要求全局中层以上干部参加旁听。经审理，公安机关程序违法，当庭宣判撤消公安机关的治安拘留决定，太和县公安局服判。局长回去后召开全局干警大会，邀请法官就行政诉讼程序和实体方面进行讲解，认真补上这一课。从行政诉讼开始时的怕当被告，怕出庭和怕败诉，到今天的理性面对诉讼，并注重通过行政诉讼吸取经验教训，采取有效措施，弥补工作不足，完善规章制度，各级政府机关提升了执法水平，增强了依法行政意识。

　　随着小康社会的全面建设，人们的民主意识、法治意识、权利意识和文明意识日益增强，对法制需求大大增加，诉诸法院的行政案件将不断增加。而近年来城乡居民维护其在自治组织中的自治权案件、人民群众为维护法治和公共利益提起的“公益诉讼”案件、教育行政案件、社会保障行政案件等不断出现，越来越多的行政案件预示着我国的行政审判将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中，发挥更加积极的调节作用。（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