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外资呈恢复性增长 今年引资有望突破５００亿美元大关
上半年外商直接投资（ＦＤＩ）的数据出来后，超过１８％的较高增速令关心国内宏观经济的人士眉头一展。要知道，如果以这样的增势走下去，全年利用外资将突破５００亿美元大关，对引资额一直徘徊在５００亿美元以下且长达６年之久的中国来说，这显然是一个具有标志性的新高，而对于急切寻求增长动力的ＧＤＰ来说，这一数字无疑更具全局意义。
尽管外经贸部外资司胡景岩司长接受我们采访时仍出语谨慎，仅用了“势头较好”、“不出现大的波动的话，全年有望突破５００亿美元”来作评，但近来频见报端的“外资将加快进入金融、物流及民航业”等新闻，还是让人们难以忽略这一领域迅急渐紧的开放步伐。
是“恢复性增长” 还是“新一轮引资高潮”
这个问题的产生和“九五”期间近于停滞的引资状况密切相关。
记者从外经贸部的网站上查阅了近十年的ＦＤＩ数据及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之比。资料显示，进入９０年代后，我国引资额迅速增加，南巡之后的１９９３年，我国的ＦＤＩ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之比即从前一年的７．５１％增至１２．１３％，１９９４年又增至１７．０８％，而这一数字，也是迄今为止外商直接投资在全社会固投中所占的最大比重。
但好景不长，从１９９５年起，ＦＤＩ在我国开始进入相对缓慢的增长期，且持续了长达五年之久。整个“九五”期间，我国的ＦＤＩ增幅仅为１．６％，个别年头甚至出现负增长。这样的背景下，去年１４．９％、今年上半年１８．６９％的ＦＤＩ增速才显得如此不俗。
这其中，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０年中美中欧协议的签订及去年中国加入世贸的定音锤绝对功不可没，对于外商来说，它意味着更加开放的市场和更加公正透明的法律政策环境。
也因此，在有人将这两年的较高增幅称为“恢复性增长”的时候，另一些人则认为这预示着世贸组织之后“新一轮引资高潮”的到来。
表述的不同，显示了对我国未来ＦＤＩ进入的不同分析和预期。
显然，持“新一轮引资高潮”之说的人对未来ＦＤＩ的流入有着更高的期许。既然小平南巡之后能有高达１５０％的外资增幅，对经济环境有着深刻影响之世贸组织的作用又岂能小视？
而实际接触中，主管部门及业内一些研究者并不这么乐观。
外经贸研究院多年从事外资研究的马宇认为，目前国内的经济环境与１９９２、１９９３年比有很大不同。那时我国的利用外资基数较低，１９９１年我国的实际外资数只有４３．６６亿美元，１９９２年不过１１０个亿；而且当时仍是卖方市场，需求饱和程度及产品竞争压力都远逊于今天，也因此给外企留下了广阔的进入空间。
今天则不同，不但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对外企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而且随着开放的深入，国内传统的引资优势也在弱化。高素质人才、高效率的管理体制、现代化的基础设施、金融服务及相关的产业配套开始成为外资更关注的内容，而不再是简单的三免两减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在这些新的引资要素中，国内存在很大欠缺。比如福建，近年其引资走弱，很大程度上便与闽地产业配套能力弱及高新技术产业基础差有很大关系。
所以，在马宇看来，目前我国的引资形势只是恢复性增长，而且在加入世贸组织后的２～３年内，我国外资规模都将保持在４００亿～５００亿美元的水平。但２００５年前后，随着法律法规的调整到位、市场准入的扩大、投资环境的改进，外商投资将有显著增长，在未来５～１０年的较长时期内，完全可能保持年均吸收外资７００亿美元左右的规模。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的赵晋平则在对以往国内和全球ＦＤＩ进行了大量系统研究后认为，我国的外资增长在１９９５年后便结束了快速增长期，进入了一个平稳增长的阶段，“十五”期间外资将保持增长趋势，但难以达到过去２０年的平均水平，预计年均增幅为５％～１０％。
胡景岩司长谈及此时说：这两年势头不错，但今后还不能太乐观，国际上有不确定因素，国内在引资软环境等各方面也还存在很多亟待改进的地方。
“恢复性增长”缘何而起
对去今两年外资出现恢复性增长的原因，马宇做了以下几点分析：
一是我国稳定的经济增长在全球经济低迷中为外商提供了较好的投资机会。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７．８％，去年７．９％，约为全球经济增长速度的３倍，安全稳定的投资是经济低迷时国际资本最重要的选择。
二是入世为外商投资提供很好预期，促使外资加快进入中国市场。法律政策的相应调整、投资领域的进一步扩大、关税及非关税壁垒的降低等，都从客观上为外商提供了更加公开透明和运转成本以及风险更低的企业经营环境，这两年较高的外资增长，便来自９９年中美入世协议签订后陆续进入的合同外资。而今年上半年超过３０％的合同外资额，无疑为今后两年的引资实数增加了底气。
三是全球范围内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为我国扩大吸收外商投资提供了机会。随着信息产业的日益成熟，原来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带动的高速增长，逐渐转为主要依靠降低成本扩大市场带动的平稳增长，这一变化将导致信息产业全球范围内的战略调整，其生产制造部分由于利润率大幅降低将谋求低成本生产基地，发达国家市场相对饱和要求拓展新兴市场，为我国承接信息产业的外商投资提供了很好的机会。２００１年我国吸收的外商投资中信息产业投资也是增长最快的。英特尔、摩托罗拉、飞利浦纷纷加大对华投资力度，以及台湾大部分电子企业向大陆转移都与上述背景有关。
而传统产业如汽车、化工、钢铁等产业转移趋势也很明显，由于全球范围的竞争加剧，这些行业的大型跨国公司都在调整其全球生产经营战略，既寻求廉价生产要素以提高国际竞争力，又要拓展新的市场，也使我国成为这类投资最好的目的地之一。
四是我国在全球跨国投资中所占份额很小，且具特殊性，全球范围内跨国投资的下降不但对我国没有太大负面影响，反而可能有利。
比较国内外ＦＤＩ流动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在去今两年我国引进外资开始出现两位数以上恢复性增长的时候，全球投资开始大幅回落，去年国际投资降幅达４１．５％，今年则徘徊不前。而我国“九五”期间外资停滞不前时，国际资本流动却风起云涌、高潮迭起。也因此国内业界有所谓“我国引资走势与国际资本流动逆向而行”之说。
对此，胡景岩司长认为不能简单地说这就是一个规律，因为前两年的国际投资高潮，与几项大的企业购并案密切相关，只要出现一个超大规模的企业并购，就可能导致全球投资额的急剧上升。
马宇认为上述现象至少可以说明这样几个问题：一是我国吸收外商投资占全球份额小，近年不过４％左右，全球资本流动态势对我国影响不大；二是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产业结构层次多，市场广阔，有极强的自我调整能力，吸收外商投资更多取决于是否充分发挥了我国的引资要素优势；三是我国转轨经济和发展中经济并存的特征，有可能造成全球跨国投资形势好时，我国的引资要素优势反而削弱这时期投资环境综合竞争力占主导，全球跨国投资形势不好时我国的引资要素优势反而凸显廉价生产要素对跨国投资吸引力加强。实地调查中很多行业，如信息、电子、化工、汽车的众多外商投资案例也印证了这样的判断。
一则以喜，一则以忧
分析上半年引资特点，除常见的“势头良好、跨国公司纷纷增加投入”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是在我国华东地区、江浙一带，目前已出现外企龙头带动其周边产业集簇式发展，逐渐形成完整产业链条的态势。
对谋求制造业大发展的我国来说，上述态势可谓喜人。因为其一方面意味着更多中小型外商投资的进入，可以提高国内税收与就业；另一方面，国内中小企业也增加了进入跨国生产链条的机会，而一旦进入，其必将在一定程度上进入现代化的经营模式，并有机会参与国际商品大的供需循环，这对于提高我国企业素质、产品质量和开拓国际市场将十分有益。
另外还有四个问题值得关注：
一是外商在中西部地区的投资虽在绝对值上有所增长，但在利用外资总额中的比重仍不高，西部甚至有所下降。这一方面与东部形成投资集簇效应有关，另一方面也说明中西部在改善经济环境和投资软环境方面仍有待加强。
二是外资的单项投资规模仍需进一步提高。今年上半年，一、二、三产业单项投资合同金额比上一年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但也仅达到前些年的最高引资规模，没有更大的改观。而单项投资规模和技术含量，在某种程度上常被认为是外商投资信心的晴雨表。
三是独资方式依然增势迅猛。上半年新批外企中，独资企业占总量的６５．１５％，比去年同期又上升了６个百分点。这一方面说明我国的政策法律环境与国际日益接轨、外资开放领域逐步扩大，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有相当一部分合资中方难以跟上外方的发展步伐。
四是外商投资产业结构的改善仍任重道远。上半年一产的实际利用外资金额虽同比增长了近３０个百分点，但也只有４．５８亿美元，在上半年外商直接投资中的比重还不到２％，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农业大国来说，这一比例实在是太低了，而与引资数量的大幅增长相比，结构调整的步伐也嫌太慢。
摆脱掣肘需突破六大制约
虽然上半年的引资数额及相关指标大部分呈好的态势发展，但外商投资产业结构、投资质量及投资来源结构等几个硬指标，目前看仍没有形成稳定的发展势头。
针对此，外资专家认为，我国要想进一步改善外资引进工作，必须注意从市场经济体系、法律体系、投资管理体制、国内市场开放、吸收外资方式和政策限制等各方面找问题并寻求解决途径。从长远看，外商投资由潜力变为现实需克服以下六大制约因素：
首先是我国尚未形成完整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不同所有制造成的市场准入和信贷税收等方面的差别待遇、行政管理为主造成的透明度不够，法治化薄弱、开放水平低造成的与国际惯例国际规则不吻合等，使我国现行法律制度在立法基础、法律规定等方面不适应市场经济和外商投资的要求。
其次是审批制为中心的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限制了外商投资进入和运营。过多的投资管制（体现为企业建立的多环节审批）、过多的经营约束（体现为企业经营权、经营范围、原材料采购和产品销售等的政府规定）和频繁的政策变化等成为企业经营不能承受之重。
比如，我国目前实施的贸易政策和外资政策既有一致的地方，也有相互矛盾的地方。如一方面限制外商投资产品内销比例，另一方面又从国外大量进口；一方面鼓励出口，另一方面又在出口退税、国内采购等具体政策上实际上起到了限制出口的作用。这些政策问题如不及时得到协调，势必影响我国“大经贸”战略的实施效果。
第三是新的投资领域拓展缓慢。如果服务贸易领域的开放根据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积极推进，而不是仅仅“试点”，那么这些领域的外商投资将会在短时间内有大幅度的增长。因为这些领域目前开放度极低，有的虽然开放了但仅是“试点”，远没有形成规模，有的则还是禁止外商投资的，新开放的领域（如电信）大约在相当长时间内仍是以往“试点”的循环。
第四是难以采用新的外商投资方式。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滞后造成资产无效率无效益沉淀，难以通过股权转让或出售等方式引入外资，缺乏基本的法律法规和市场化的产权交易市场及相应的中介服务组织也使外商投资不能顺利进入。
国际资本的流动，８０％以上是通过并购的方式实施。而我国目前无法用并购的方式，因为操作上是完全纳入外资投资审批的。与新建外资投资项目一样复杂：要立项、可行性报告等审批。
面对外方日渐增强的增资扩股趋势，简单地从政策上加以限制，恐怕不是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做法，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日趋明显、中国已经加入世贸组织的今天。
而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必须搞清楚我们吸引外资究竟要得到什么。如果答案是增加税收，增加就业，引进技术，转换机制，提高水平，那么股权比例就显得没那么重要。当然，这一结论的前提是在竞争性领域，真正关系到国家经济命脉和经济安全的领域，控股权仍是我们的最后屏障。
其实，不管合资双方的分歧有多大，起码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把企业做大，获取更多利润。基于这一共同点，对于单个企业，不管目前经营状况如何，外方有增资扩股打算，中方不必如临大敌。
第五是缺少承接外商投资的有效载体。国有企业与外商投资在体制、机制上难以融合，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在资金、技术、管理、市场网络等方面难以与高水平的外商投资匹配，今后可能是吸纳外商投资着力点的民营企业更还有投资市场准入和审批管理上的限制。
第六是传统引资优势在降低而新的竞争优势还远没有培育起来。劳动力、土地等廉价生产要素吸引力相对减弱，国内市场持续低迷也使市场吸引力下降，但技术创新能力不足、劳动力素质较低、市场机制不健全、市场竞争不规范、服务体系不完善并且效率低服务差收费高等没有根本改善，投资环境缺乏总体竞争力。
加入世贸组织，当然对中国吸收外商投资是一个利好因素，会加速国内市场化改革，推动实现利用外资的第二次战略转变，有助于以上六个制约因素的逐步解决。此次中国就加入世贸组织所作的承诺，除了农业开放、关税降低等方面，最核心的就是服务领域的市场开放问题，即是否允许外商投资进入，以什么样的方式进入，进入到什么程度，以及如何规范管理。但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不可能一蹴而就，而需要艰苦的工作。并且由于涉及到现有体制深层次的问题，必然引起利益分配格局的大变化，使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任务更加艰巨、复杂，不能期望两三年内顺利完成。如此，其对吸收外商投资的效应也不可能立时显现。（潘燕
袁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