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出现“杀人执照”这样的怪证件，与现行精神病鉴定机构的管理混乱，一些鉴定人员不负责任甚至存在腐败行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众所周知，执照是由主管机关发给的准许做某项事情的凭证。也许是笔者孤陋寡闻的缘故，以前还从未听说过有什么“杀人执照”。退一步讲，即便真有这么一种血淋淋的恐怖证件，又有哪个单位敢明目张胆地向“申请人”颁发呀？然而，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有些穷凶极恶的不法之徒，居然真的能通过不正当手段“申请”到这么一种特殊的“执照”。

　　32岁的杨义勇是湖北省松滋市人。别小看他只有小学文化程度，手里却有着一份非同寻常的“杀人执照”。1997年，他结识了素有“大款”之称的某石油公司物资商场经理王实，开始了他们用暴力和金钱编织的“黑道生涯”。2000年5月，杨义勇杀人后，王实立即用重金收买他人，替杨作虚假精神病鉴定，使杨逃脱了法律制裁。自从杨义勇有了这份“杀人执照”后，更加无法无天，作恶多端。前不久，“多行不义必自毙”的杨义勇被执行枪决，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杨义勇虽然被枪决了，但他活着的时候，曾非常嚣张地叫嚷“我有‘杀人执照’我怕谁”的话，至今仍让许多人心有余悸。

　　“杀人执照”的能量有多大？从小处讲，它可以使杀人者逍遥法外，继续为非作歹；往大处说，它等于将杀人害命“合法”化，杀人者不但不用付出相应的代价，反而振振有词，好像他是在替×行道。要问是什么东西竟有如此大的魔力，可以化腐朽为“神奇”，奇迹般地救杀人凶手于“危急关头”，那就只能是披着科学外衣的精神病鉴定证明了。不难想像，一旦杀人不用偿命，这个世界岂有不乱的道理？

　　本来，免除对精神病患者触犯法律的制裁，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然而，有些人在从事涉黑犯罪活动时，恰恰利用法律的这一规定，挖空心思钻法律的空子，刻意将精神完全正常的杀人凶手包装成“精神病患者”。这样一来，杀人凶手以“病人”的身份自居，不但不会对其杀人行径有所收敛，反而更容易为虎作伥，愈发猖狂。像杨义勇这样的恶徒，因为有了一纸精神病鉴定证明，好比拿到了一个“护身符”，即便杀再多的人也“理所应当”。试想，如果不早日将之绳之以法，不知还会有多少人倒霉。

　　之所以出现“杀人执照”这样的怪证件，与现行精神病鉴定机构的管理混乱，一些鉴定人员不负责任甚至存在腐败行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我国各地都有一定数量的精神病鉴定机构，他们出具的证明都加盖着自己的大印，都顶用。既然如此，精神病鉴定证明就像灵丹草一样，成了无价之宝，怎能不变成犯罪分子看好的“救命稻草”？而不顾罪犯真实情况，非法出具虚假精神病鉴定证明的有关人员却很少被追究刑事责任，长此以往，“杀人执照”只会越发越滥，而我们赖以生存的社会则将变得越来越不安全。这样，以后谁摊上了人命案，根本用不着担心自己需要偿命，只要花点钱买张“杀人执照”即可万事大吉。

　　像杨义勇这样的涉黑犯罪分子并不少见。这些人在杀人之后，也并非真的“视死如归”。他们何尝不知道生命对自己的重要性，否则，又何必用重金去贿赂那些掌握着发放“杀人执照”的医生？只是一旦找到了这样的“突破口”，别的人也会受到“启发”，竞相和精神病这样一个并不吉利的称呼套近乎……由此可见，不从源头上控制好精神病鉴定证明的发放，后患无穷。

　　打黑扫黑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斗争。任何一个环节出现漏洞，都有可能被犯罪分子利用。

　　“杀人执照”这样一个“不凡”的名词被叫响，其背后隐藏的深刻社会原因颇值得思量。(刘海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