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 > > 正文

白岩松:新闻人要尊重期待 优质内容是媒体影响力

2017年02月22日 14:28:40 来源: 人民网

  ◆第一期东西联大学生合影,后排右一为白岩松,题字韩美林。 (资料照片)

  白岩松

  1968年8月生于内蒙古呼伦贝尔市,1989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现为中国传媒大学)新闻系,进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1993年,参与创办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并推出了《东方之子》等栏目。现在主持《新闻周刊》和《新闻1+1》等节目。2000年,被授予“中国十大杰出青年”。

  我们过去是种粮食的,我们的优势也在于此,但现在有多少传统媒体在认真种粮食?想种好粮食有三个条件必不可少:多一点人,多一点投入,多一点时间。不少传统媒体做新媒体后,自己也开始炒菜了,但你炒得过人家吗?

  约好上午10时半见面,戴着口罩的白岩松提前了七八分钟到。

  感觉上,他是个老派人。

  比如,他不用微信,我们联系都是通过短信。他短信必回,但一般会是一两个小时之后。这说明,他并不是一直抱着手机。用他的话说:“我和手机不亲。”

  从报纸到广播,再到央视主持人,从1993年起,白岩松亲历了电视杂志、电视直播和电视评论三个时代。在他看来,每次变革的实质就是尊重规律、尊重时代和尊重期待,尤其要尊重人们不断变化的期待。

  正因如此,白岩松在去年里约奥运会的开幕式上,尝试了一次段子手式的解说,反响强烈。也因如此,他觉得又到了做新东西的时候了,因为感受到了公众期待的新变化。

  从这个角度看,白岩松又是个新派人。因为他不拒绝变化,希望通过尊重期待来凝聚期待,然后推动社会的变革。

  里约奥运会段子手:“尊重期待是一个新闻人永远要思考的事,期待年年在变。”

  高渊:很多人看了你解说的里约奥运会开幕式,把你称作“国家级段子手”。用这种轻松的方式来解说奥运会,你不是第一次尝试吧?

  白岩松:对啊,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闭幕式我就是这样说的,当时传媒报道就非常多。4年前,别人管这叫“吐槽版”,现在又变成了“段子手”,其实风格是延续的。

  当然,这次反响更大,可能因为开幕式从来都比闭幕式受关注吧。另外,开幕式容易冗长,因为有很长时间的运动员入场。把那种冗长的观众上厕所的时段,变成好玩的时段,就会吸引大家的关注。

  高渊:为了这个开幕式,准备了多长时间?

  白岩松:看怎么说,要说直接准备的话,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因为我之前在做“看巴西”系列,开幕式前准备了四五天吧。但在做“看巴西”前,就阅读了大量跟巴西有关的材料,这也是一种准备。

  或者放得更长一点,过去4年都可以算准备。伦敦奥运会闭幕后,我在思考奥运解说的创新。我觉得真正的准备不能用四五天来衡量,我从2010年做亚运会开闭幕式,到伦敦奥运会、大运会,一直到这次,都可以叫准备。

  高渊:你探索开幕式解说的变革,把它说得既有趣又有味,是想追求什么?

  白岩松:我当然不是想收获“白岩松段子手”的称号。现在很少有人从专业角度来看问题。我去年提出一个说法,叫做尊重规律、尊重时代、尊重期待。过去谈前两者比较多,但很少谈尊重期待,其实人们的期待是变化的。

  我觉得,满足期待是一个新闻人永远要思考的事,因为你不能拿着十年前的套路去对待现在的观众。规律有很多不变的东西,时代是有跨度的,一二十年一个周期,但期待可能年年在变。

  现在观众对奥运转播的期待是,不仅要有,而且要好,越来越不喜欢大的词汇了。从2010年亚运会起,我就开始“破大词”了。从伦敦奥运会起,我尝试幽默、轻松、欢乐的解说。这次到了巴西,我就做得更加彻底了。之所以能迅速引起广泛反响,说明我尊重了观众的期待。

  我的愿望不仅是大家一起热闹一把,开一些玩笑,更是追求背后有价值的东西。

  那4年纸媒生涯:“当时非常不愿去报纸,但现在庆幸命运有这个安排。”

  高渊:你是从1993年开始做电视的,在那之前做过一段时间纸媒?

  白岩松:我在《中国广播报》当编辑,整整4年。我是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毕业的,分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时希望工作岗位离新闻近一点,比如去做“早报摘要”之类。但因为种种原因,让我去了《中国广播报》,当时感觉就是一个登节目表的地方,同事们都年纪比较大,我是非常不愿去的。

  高渊:时隔多年回头来看看,这段纸媒生涯有价值吗?

  白岩松:我现在非常庆幸,命运有这个安排。

  正因为去了报纸,才会锤炼自己的文字,才会有时间尝试很多东西,比如说后来我兼职做了一年多广播主持人,自己还不断写东西。我到那儿不久,就成为一个整版的编辑,既要约稿,也要改稿、起标题、划版样,还要去印刷厂,当时还是铅印。

  大学刚毕业时,我不知道什么是好文章,但4年后知道了。我还在报纸上写各种评论,同时写了《中国流行音乐小史》,9万多字。我在报社得过“最佳标题”、“最佳版面”、“最佳文章”等等,把该得的奖都得了。

  高渊:这4年其实是为后来打基础。

  白岩松:打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底。我们报纸是周报,我有大把的时间思考和写作。后来做电视直播、新闻评论,都跟这段经历是对应的。我经常说,所谓口才的最高境界是“出口成章”。

  《东方时空》的江湖地位:“从第三种语言系统的搭建,到平视访谈对象的态度的建立,再到平视整个社会。”

  高渊:后来是什么机缘去了央视的《东方时空》?

  白岩松:就是因为不断发表文章。1992年底到1993年初,中央电视台有一帮人在筹办《东方时空》,缺个策划。当时崔永元也是我们广播电台的,他有个同学在那个组里,就推荐我去,说小白在广播报上的文章挺不错。

  高渊:去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自己出镜?

  白岩松:我一开始还是兼职,我当然不愿意出镜,不然被电台的同事看到不大好。但《东方时空》的制片人时间够狠的,我被赶鸭子上架当采访记者。

  因为这档节目要填补央视早上节目的空白,我记得时间对我说:“你觉得有谁会这么一大早看电视吗?”

  高渊:20多年过去了,很多人依然对《东方时空》印象深刻,你认为它带来了什么?

  白岩松:《东方时空》 最重要的历史贡献,是对语态的改变,它改变了过去那种高高在上的电视语言体系,我把它定义为“第三种语言系统”。它既不是老领导的话语,也不是纯粹街头巷尾的老百姓话语,而是一种全新的语言状态。

  另一个变化是这个节目的平视态度,既不仰视也不俯视。“平视”这个词是我引入央视评论部的,大家都接受了,后来写进了我们的“部训”。

  高渊:《东方时空》究竟靠什么奠定了江湖地位?

  白岩松:《东方时空》从第三种语言系统的搭建,到平视访谈对象的态度的建立,再到平视整个社会,由此舆论监督成为中国传媒题中应有之义,到现在已经习以为常。我觉得,这就是《东方时空》的江湖地位。

  正面遭遇直播时代:“门开了,我不会让它关上,只会越开越大。”

  高渊:你赶上了中国电视的爆发期,《东方时空》之后遇到了怎样的机缘?

  白岩松:后来我由人物访谈,迅速变成直播节目主持人和评论员,这都不仅仅是我个人的喜好,而是中国电视走到了这一步,需要开疆拓土。

  1996年1月,我的一篇论文刊登在中国传媒大学的学报上,题目叫《我们能走多远》。最后的结束语是,“我急切地期待着新闻直播时代的到来”,因为如果没有直播,就可能充满假象。一年半之后,香港回归开启了中央电视台的大型新闻直播时代,我当时负责驻港部队进港的全程报道。

  高渊:做直播的时候紧张吗?会不会担心把准备的话都说完了?

  白岩松:不紧张是不可能的,但是我有方法调节自己。直播首先锤炼的是心理能力,或者说心理能力就是直播业务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直播是要准备“十”去做“一”,而且要准备发生突发情况。2004年我直播悉尼奥运会比赛,这是我第一次参与直播奥运会。有一项比赛时,我和体育频道主持人宁辛对着镜头说了28分钟,多烦人啊。

  因为赛场的程序不断在变,导播一会儿告诉我:“收嘴,马上颁奖仪式。”我刚收嘴,导播快哭了:“接着说,颁奖仪式现在进行不了。”这不是我们能决定的,是悉尼组委会的工作,我们只能跟着他们变。

  高渊:做直播最大的不可控还不是这个吧?

  白岩松:是的,比如1999年直播澳门回归,请了一位境外嘉宾上直播。台领导有点紧张,直播马上要开始了,他忍了半天,还是跟我说:“小白啊,直播可得掌握好,这是咱们第一次引进境外嘉宾。”我就跟他说了一句话:“你放心,门开了,我不会让它关上,只会越开越大。”

  在做直播的过程中,这样的责任是必须承担的。我们正面碰到了历史,历史也选择我们这一群人,躲开是不可能的,做好了它就会加速,做不好就会停滞。如果我们把头几次大型直播都做砸了,直播进程一定会减速,那么我们就是罪人。

  所以,当你碰上了机缘,你躲不开,但同时你也有责任把它做好,不能让历史往回走。

  没想到这栏目活这么久:“中间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事,但我们基本都没有失语。”

  高渊:当直播成为电视的常态之后,接下来又会遇到什么?

  白岩松:我跟台里的领导不断地讨论,直播成为常态之后,电视该走向哪里?我说观点正在成为新热点,中央电视台这个传媒,不能没有自己的新闻评论。过去也有评论,但不是独立存在,是依附于新闻的。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08年创办了 《新闻1+1》,这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电视评论栏目,我也成了央视第一个评论员。

  高渊:《新闻1+1》的推出,是否意味着央视进入了电视评论时代?

  白岩松:这件事情很有趣,中央电视台在1994年就成立了新闻评论部,但我们心里都知道,不管是《东方时空》还是《焦点访谈》,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评论节目,但还是设立了新闻评论部,反映了大家对电视评论的一种期待。

  到了2003年,央视有了专门的新闻频道,大部分是直播的,一开始就设立了一个评论节目叫《央视论坛》,但没做多久就不行了。我从这个栏目的第一期就开始参与,但我不是操盘的,后来我越来越不满意,因为过于主题先行,我也就慢慢淡出了。但当时我已经在打我的“观察员”身份。

  高渊:所以你想操盘一档新闻评论栏目?

  白岩松:《新闻1+1》是我筹办的,等于说参与操盘,然后是确定参与者和节目理念。创办头几年,把中国除了官方之外的电视评奖几乎全拿到了,这反映了整个社会对电视评论的期待。

  高渊:新闻评论不好做吧?

  白岩松:这个栏目至今已经9年了,我也没想到能活这么久。中间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事,动车事故、大连PX项目等虽然风险很大,但我们基本都没有失语。之所以能够走过来,很重要一点是管理层的包容。

  最大的官是制片人:“在2003年8月19日,我全部辞掉了,我知道这个决定意味着什么。”

  高渊:你在央视当过最大的官是什么?

  白岩松:制片人。

  高渊:有行政级别吗?

  白岩松:股级?科级?最多的时候当了3个栏目的制片人,《新闻会客厅》、《中国周刊》和《时空连线》。我在团队里实行编委会制度,民主管理、责任共担,鼓励创新和尝试。所谓责任共担就是削减我的权力,所有的事由编委会决定,有时候还会投票表决,为此我们获得过央视的年度管理创新奖。

  民主管理的好处是,每个人都要承担更多的责任,这样才能提升能力,也会更理性地约束自己。其实,越不担责任越容易抱怨,越担责越理性。所以我觉得民主是个好东西。

  高渊:卸掉行政职务以后,你的空间更大了吗?

  白岩松:这样更适合我。好几年前,有记者采访我,说你做节目的时候,更多考虑的是老领导还是老百姓?我说,真话告诉你,都不考虑,我考虑最多的是这条新闻是什么。现在依然如此。

  去年我看到一句话,感触非常深。1959年,英国BBC采访罗素,请罗素针对思想和道德说两句话,作为留给年轻人的财富。没想到罗素老先生的回答是,“关于思想我只想说一句话,你先要确定什么才是真正的事实。”他又说,“关于道德我也只想说一句话,恨是愚蠢的,爱才是聪明的。”

  我觉得说得真好,尤其是头一句。现在思想满天飞,但真实的事实是什么,很多人并没有搞清楚。所以这些年来我一直提醒自己,一定确定真实的事实是什么,要把更多精力放在厘清事实上。

  应该考虑做新东西了:“传媒接下来要提供的,是与社会的和解与对话有关的东西。”

  高渊:你看好电视的未来前景吗?

  白岩松:将来一定也是融合。我对新媒体的担心是,它们能否真正承担起媒体的责任。但对于我们很多所谓的传统媒体,我最担心的是,以失去自己竞争力的方式去拥抱未来。

  我们过去是种粮食的,我们的优势也在于此,但现在有多少传统媒体在认真种粮食?想种好粮食有三个条件必不可少:多一点人,多一点投入,多一点时间。不少传统媒体做新媒体后,自己也开始炒菜了,但你炒得过人家吗?

  高渊:这些年变化非常大,接下来可能迎来什么新的变革?

  白岩松:接下来的新东西可能出乎意料,我觉得会与人心更有关,更突出精神需求,但没有想好。

  我觉得此时的中国正处在转折点,由物质的中国向精神的中国转变的关键时刻,每一个个体也如此。先从国家的目标来说,我们不正在由从数字可以衡量的目标,向数字无法衡量的目标阶段转变吗?

  过去说的翻两番、GDP等都是能用数字衡量的,而现在的幸福、尊严、中国梦等,都很难用数字衡量,只有PM2.5是用数字衡量的。所以,传媒接下来要提供的,是与社会的和解与对话有关的东西,因为撕裂得已经很严重了。

  办个学堂叫东西联大:“我开玩笑说有个校训:与其抱怨不如改变,想要改变必须行动。”

  高渊:听说这几年你除了主持节目,还办了一个新闻课堂?

  白岩松:我管它叫“东西联大”。因为轮流在传媒大学和北大上课,分别在北京城的东西面,所以就取了这个名字,每届学两年。学生们来自北大、清华、人民大学和传媒大学的新闻和播音主持专业,都是研究生一年级,每年招收11个。我希望是单数,因为我们这儿有些事情需要投票。

  高渊:学生是怎么挑选的?

  白岩松:各个学校每年会挑五六个人给我,最后我来定。给每一届学生上第一堂课时,我都会说,你们回去想,白老师为什么选择了我?我说就两个字:缘份。因为我从来不面试。

  高渊:为什么要做这个事?

  白岩松:我爸妈、舅舅、姑姑和嫂子都是老师,当老师一直是我的梦想。我以前也经常去学校做讲座,但都是过客,没法细细交流。

  大概十年前,我就想自己招学生了,就是想给新闻教育添加点不大一样的东西。几年后有一天,我在读赵越胜的《燃灯者》,看到一半把书一合,跟自己说,这件事必须做了。

  高渊:你希望他们在你这里学到什么?

  白岩松:在我这儿学几样东西,一是文字要打磨;二是了解历史,我用半年时间,让他们走进历史,起码对过去100年的中国和世界有全面了解;第三是人生与人性的思考;第四也是贯穿始终的,是新闻实践业务。新闻理论可以在大学里学,我这儿更强调实践。

  同时,我希望他们体验一种教育的混搭,因为他们来自不同的大学,是几所学校信息和理念的汇聚整合。他们在一起的亲密度远超同校同学,以后可能成为一生的团队。

  另外,我们还采用“扑克牌规则”,比如发言顺序,作业谁先交,谁当班长等,全是抽扑克牌定的,这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民主模式。

  高渊:东西联大学费多少呢?

  白岩松:我不仅不收学费,还倒贴钱。我的一个学生统计过,带他们两年,白老师砸进来十万块钱。因为每堂课上完,我都要请他们吃饭。我们一般是下午1时上到6时,然后出去吃饭吃到晚上8时。吃饭是一个开放的课堂,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不是我的一言堂。

  高渊:这件事打算做到什么时候?

  白岩松:我曾开玩笑说,做到70岁。等到什么时候,东西联大第一期毕业生的孩子进了联大,我的班就宣告结束。我还开玩笑说东西联大有个校训,就叫“与其抱怨不如改变,想要改变必须行动”,这16个字说明了我为什么办这个联大。

  怕手机变成手铐:“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思考,别把太多的时间花在手机上。”

  高渊:你一直没开通过微博微信,平常联系靠什么?

  白岩松:短信,或者直接打电话。

  高渊:每天要讨论选题,如果用微信拉个群,不是比打电话更方便吗?

  白岩松:对,但我只要用微信就完了。因为我不太会说假话,别人问我用不用微信,我要有一定会告诉他,然后必定互相加一个。你说这样我现在会有多少个群,日子没法过了。

  对这个我是有警觉的。现在可能只是极少数人有我这样的警觉,但应该会慢慢演化成小集体的警觉,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思考,别把太多的时间花在手机上吧。

  就像中国人十年前玩命吃,现在中国人不那么吃了,时髦的是跑步、快走。这个我不担心,但需要时间。

  高渊:有没有节约时间之外的考虑?

  白岩松:确实有。我每天在电视上说话,如果同时在微博和微信上说,很容易让大家觉得哪个是你,会引起很多错乱。而且,如果我在微信上说的东西,在电视上没说,可能就有人议论,你看电视台管得很死,在微信上敢说,在电视上不敢说。

  高渊:你讨厌新媒体?

  白岩松:我是全身心地欢迎互联网来到中国,这比任何国家都更生逢其时,因为这能让不同的意见共生,还能打开信息的疆界等等。

  但问题是,互联网到底是不是媒体?我认同它应当成为媒体,而同时也要承担起媒体的责任。现在很多互联网媒体没有采访权,整天在当标题党,歪曲内容。这就是因为他们不种粮食,只是炒菜,不知道粮食有多珍贵,所以会随意糟蹋。

  我在想,为什么不给予互联网媒体采访权呢?当他自己也种粮食的时候,就知道粮食的珍贵了,才可能担起媒体的责任。我是希望以开放的姿态,把互联网纳入到媒体责任的阵营中来。

  网上尽是“白岩松”:“一是我没那么愤青,二是我也没那么文青。但现在很多确实真假难辨。”

  高渊:你虽然不用微博微信,但网上流传很多你的文章。你看到这些冒牌文章,是什么心情?

  白岩松:我只能说,叫“白岩松”的人真不少。一般有出处的可能是我说的,没有出处的大部分是假的,尤其是愤青类的。我没法去打假,因为人家也可以叫“白岩松”啊。

  1995年,我采访启功老先生,我就问他,“您经常去琉璃厂吗?”他多聪明啊,说“去过,真有写得比我好的”,我说“那怎么判断哪个是您写的哪个不是”,他说,“但凡写得好的都不是我写的,写得不好的,有可能是我写的。”

  我没想到这么多年后,这话还给我了。

  高渊:有什么办法来鉴别“真假白岩松”?

  白岩松:一是我没那么愤青,二是我也没那么文青。但现在很多确实真假难辨,因为头一两句话真是我说的,后面就变了。

  高渊:你出版了好几本书,有人说书里面充满了人生智慧,也很幽默风趣,但有人说你的书是另一种鸡汤,你怎么看?

  白岩松:别人怎么议论,我完全不关心。我关心的是,100个读的人里,如果有一二十个人,会被我书中的某些事情触动并开始思考,就可以了。

  我一直在琢磨文字的呼吸性,非常在意我的文字。很多年前,董寿平老先生给我写过一幅字:“一言需自重,万事贵质平”,每一言都需要自重,但万事贵在本质是平易的。去年,濮存昕濮哥给我写了五个字:“真佛说家常”。我这些年,无论是文字还是语言,都力求做到自重、质平、家常,但背后要有很大的思考空间。

  个人影响力走势如何:“如果大家都炒菜,没人种粮食了,那媒体才真死了。”

  高渊:最近这几年,你觉得你的影响力是在往上走还是往下走?

  白岩松:这要大家评论吧。在网上,好像署名“白岩松”的东西超级多,排在头几位。我的《新闻1+1》和《新闻周刊》,在全中国新闻专题类节目在互联网播出量,已经连续两年排第一第二,你说这是在上升还是在下降?

  个人影响力不是我该谈论的,应该谈的是媒体影响力。归根到底,还是要走向优质内容吧,如果将来大家全是炒菜的,没有人种粮食了,那新闻媒体才真死了。

  高渊:收视率对你的压力大吗?

  白岩松:我是比较幸运的,做过的节目收视率都很高。我一周起码要做四天节目,三期《新闻1+1》直播,还有一期《新闻周刊》,后者的解说词都是我写的。收视率虽然不是最高的,但还处在不错的位置,台里综合评价前20名。

  高渊:前两年你做的黄岩岛和钓鱼岛的节目,收视率特别高,后来为什么不做了?

  白岩松:我们有的兄弟栏目,一连两个月做钓鱼岛,收视率一直很高。可是我觉得你还能说什么,新闻都不在了,你还在为情绪做节目。我当时跟节目组的同事说,这件事有新闻的时候,我们要继续做,没有的时候,就做别的新闻。

  我们这个团队,因为朝夕相处时间长了,大家都能理解。现在有的节目过分军事化,好像第四次世界大战都已经打起来了,太可怕了。我们这一两代最幸福的地方在于,有将近70年没有打过仗了。

  走与不走的真实原因:“在我看来,此时此刻新闻还在这里,就这么简单。”

  高渊:你会在央视做到退休吗?

  白岩松:从1993年到现在,我不是一直在中央电视台吗?将来辞不辞不知道,我现在不是还在嘛。如果没有上上下下的支持和保护,我不会走到今天。

  我已经很多年不去想5年之后的事情了。当你有了一定的岁数,当你做了很久新闻,就会知道,时代的变化,是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的。

  高渊:你对央视怀有怎样的感情?

  白岩松:我关注的是一个地方背后活生生的人,比如台长什么样,主任什么样,同事什么样。2014年9月的一天,我正在参加母校中国传媒大学的校庆活动,突然接到电话说,我们的老台长杨伟光去世了。我顿时热泪盈眶,然后就悄悄地走了,没法继续在那里欢庆了。我一边走一边想到的一句话就是:“一个人对了,一群人都对了。”

  高渊:为什么杨伟光台长就是那个对的人?

  白岩松:杨台是一个改变我们很多人命运的人,他尊重规律、尊重时代,更尊重了期待。他当台长的时候,开办了 《东方时空》、《焦点访谈》、《实话实说》、《新闻调查》等等,当时多少人希望能进中央电视台工作啊!

  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我的工资不高,但只要说我是《东方时空》的记者,别人立即肃然起敬,那就是一份职业荣誉感。我为现在很多年轻同行没有体验过这样的职业荣誉感,感到真正的遗憾。我常常跟年轻同行说:“真的,90年代那样的日子,不给我工资我也会干的。”

  高渊:除了人的因素之外,你还有什么别的考虑?

  白岩松:因为新闻还在这儿。像这次里约奥运会,我可以行走在各个场馆,真正直接贴近奥运会。现在大多数新媒体没有采访权,你说我去干什么?

  我的新闻生涯中,印象深刻的那一瞬间,真的不是香港回归、澳门回归、奥运会,或者中国入世等,而是2008年汶川地震直播的那一夜,我走出直播间的时刻。我一打开手机,一下子涌进了近千条短信,以前只有除夕夜遇到过这种状况。真是铺天盖地,我用了几天时间才看完。

  作为一个新闻人,汶川直播那一夜是最难忘的。(记者 高渊)

【纠错】 [责任编辑: 高海英 ]
新华炫闻客户端下载

相关稿件

0100201112000000000000000111998613607667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