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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媒体记者 有可能“跨国采访”常态化吗?

2016年12月26日 15:50:00 来源: 《中国记者》杂志

    在种种局限条件下,“跨国采访”很难做到采访人每次都跨出国门进行采访。本文结合作者自身的实践,重点介绍作为地方传统媒体的记者,如何在不出国门的情况下,实现跨国采访的常态化,分享经验,归纳得失。

    长江日报 深度报道 跨国采访 人物访谈

    在全球化和全媒体时代,跨地区、跨国家采访是媒体有追求的表现和保证“独家”之道。但限于国籍和语言障碍,更局限于采访成本和时间效率的制约,媒体记者不可能动辄走出国门,报道需求和现实困难常常构成一对紧张的矛盾。如何打破国界和语言障碍,在无法面对面的情况下,准确快速找到“地球任何角落”的采访对象,实现采访目的,需要切实研究方法和技巧。

    《长江日报》在2012年初推出《读+周刊》深度报道系列,每周一期,至今已有五个多年头。该刊以富含思想含量的新书为抓手,话题涉及政治、经济、历史、外交、地理、军事、艺术等等,内容几乎无所不包,而采访对象每每为国际、国内一流的、前沿的名人名家,或者学术泰斗。按照报社要求,每次报道需要采访到这些名人名家或热点话题人物本身,一线记者要与之进行高质量的对谈。我有幸参与了这个周刊的创刊,并一直担任主力记者至今,数年下来采访到王蒙、张维迎、林毅夫、秦晖、彼得·海斯勒、理查德·道金斯、陶涵、拉纳·米特等近百位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此外,涉及到某些重要的日常文化新闻生产,我也会遇到需要跨国采访的情况。

    如此频繁的跨国采访,我没有一次是亲身跨出了国门进行采访的,每次都要面临种种“局限条件”。所谓“局限条件”,就是指身在国内,无法与国外受访对象见面的情形下,记者寻找、接触进而实现采访所能利用的现成一切通讯工具或渠道,包括熟人网络、中介和通讯工具等。我在《读+周刊》的采访实践中,跨国采访工作量约占到全部采访量的1/5,均是在中国国内完成。《读+周刊》的基本运作方式是以新书为载体,围绕一个核心话题专访新书作者,因此出版社往往是最重要的中介,也省却很多寻访作者的麻烦。但是在许多情况下,某作者由于名气太大,或者事情太多,出版社的工作人员也没有办法帮忙“搞定”,这时候就需要记者采取一些非常规的手段。还有的情况是,新书过气,出版社没有兴趣围绕某书营销,而我们却因为话题需要想寻访到这位作者,也往往需要开动脑筋,自己想办法找人。再就是《读+周刊》的话题设置,常常并不以新书为依托,而完全是新闻热点导向,这样要找到某位名人名家也需要靠记者自身的智慧和努力。

    下面我结合不同情况,介绍一下相应的应对办法,并尝试做一点理论总结,分享自己的经验得失。

    一、找人工具不在新而在有效

    采访案例1:彼得·海斯勒(中文名“何伟”,当时身在埃及的美国记者)

    见报时间:2012年3月6日

    报道标题 :《我在正确的时间去了正确的地方》

    采访案例2:宇文所安(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汉学家)

    见报时间:2014年7月8日

    报道标题:《美国人距离唐朝不比中国人远》

    跨国采访,首先的难点是寻找到受访对象,而不是语言障碍、通话成本、时差等等。我们在国内构筑的“熟人网络”作用十分有限,如果出版社这个中介无从依赖,一切就都得自己“摸着石头过河”。好在互联网时代,可用的现代通讯工具很多。我这里先介绍一个案例,就是5年前采访彼得·海斯勒所用到“组合式办法”。

    彼得·海斯勒是一位美国年轻人,从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后来到位于中国涪陵的长江师范学院当教师,并写出《寻路中国》《江城》等观察中国现实状况的书籍,随即从中国消失。他是那种居无定所、四海为家的典型美国人,离开中国后其书在中国大火,十分畅销,酿成新闻热点。很多国内媒体记者试图采访到他本人,但是因为难于“打捞”而放弃。

    正是在这种新闻背景下,《读+周刊》希望找到这个美国人,好好聊聊他推出三部曲的动机、艰难过程以及怎么看待自己的“走红”。时间很紧迫,而人在何方都是个问题,任务到了我头上,却感到茫无头绪。苦思无果之后,我通过重庆的114查号台,拨通了长江师范学院的总机,那边是一位女士接的电话,她告诉了一个彼得·海斯勒教书时的同事、《江城》译者李雪顺的手机号。我如获至宝,立即打电话给李雪顺。当时李雪顺与彼得·海斯勒也失去了联系,只知道后者去了埃及,具体去向不明,所幸他依稀记得海斯勒的一个电子邮箱名,于是给了我。我向这个邮箱发去信息,连续一周未获回复,我用简单的英语催问了几次,对方才回复说弄错了,他不是我要找的人。于是我掉头又与李雪顺联系,他才发现自己记错了邮箱名,又给了一个邮箱。最终我与彼得·海斯勒成功建立起直接联系。

    采访到彼得·海斯勒,推出一篇有影响力的报道,是我加入《读+周刊》的首次出击。该报道是该周刊创刊的重磅作品。那年还没有微信,微博也刚兴起不久。我最开始想起利用的“打114”,也许现在很多人看来很蹩脚,丝毫没有技术含量,“怎么好意思拿出来说”。但是我要强调的是,在这个看似通讯发达、新兴媒介遍地的时代,千万别忘了这门“古老的”工具。

    采用类似手法,我还采访到了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宇文所安(Stephen Owen)。他是资深的美国汉学家,对中国古典文化有很深的研究造诣,著有《初唐诗》《盛唐诗》《晚唐诗》等7部重要专著。2014年夏天我联系采访他的时候,他的新书已经过了营销期,出版社也无法帮忙牵线。我通过网络“人肉搜索”,搜到他在中国有一位好友、武汉大学教师荣启光,然后拨打武大总机电话,辗转找到荣启光的联系方式。通过荣启光,我与宇文所安的夫人、他的哈佛同事、中国人田晓菲建立起直接的电邮联系,最终写成长篇报道《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美国人距离唐朝不比中国人远》。

    二、合法穷尽“人肉搜索”

    采访案例3:旅法作家沈大力、华侨书商潘立辉和法国汉学家班岜诺

    见报时间:2015年8月11日

    报道标题:《“太史公曰”变身法文历经百年》

    “人肉搜索”在当下的中国语境下,几乎就是一个贬义词。原因当然很多,主要还是随着网络的兴起,每个人都介入网络生活,难免泥沙俱下,引发一些过度搜索、从而过多窥私并非法暴露他人隐私的现象。但是客观来说,“搜索引擎”、网络工具永远是中性的,它只是人类的工具,就看怎么利用和掌握。这里借用这个词是想表达:一个优秀的记者,为了完成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一定要善于充分利用互联网工具,前提是采访目的正当,使用手段合法。在这样的前提设定下,记者要有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精神,使出浑身解数,尽可能穷尽互联网和现实世界所能抵达的角落。

    我在2015年中做了一期《读+周刊》访谈专题,一口气采访了三个身在法国巴黎的人。事情原委大致是,法国汉学家爱德华·沙畹译注五卷本《史记》百年后,当代法国汉学家班岜诺教授补译完“列传”部分,《史记》在法国全部出齐。我从澎湃新闻一则转载的简短消息上得知了讯息,觉得其意义非凡,值得深入报道。但是我以前从未做过有关法国的报道,人脉全无,语言更是不通,接到采访任务后感觉完全无从下手。

    最开始我习惯性地在网上随意浏览搜索,毫无收获。然后我决定把视线收回,回到澎湃所转载消息的源头上去,那是一家当地华侨开办的报纸——《欧洲时报》所报道的,作者署名沈大力。我用谷歌搜索沈大力的讯息,得知他是生活在巴黎的作家,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法文教授。

    搜索到这一步,还是无法与当事人直接联系。接着我又在新浪微博上搜索《欧洲时报》,竟然有这家报纸的中文ID!而且,澎湃的消息正是从这个ID转发,沈大力文章的最初链接是由这个ID提供的。然而,如果只是到这一步,我仍然无法与当事人取得直接联系。我需要一个电话号码。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我给《欧洲时报》的新浪微博发了一封私信,详细介绍自己的采访意图和要求,并附上自己的邮箱和手机号码。

    大约在当天傍晚时分,我的电子邮箱就收到了一封邮件,是《欧洲时报》主编董纯女士发来的,原来她是沈大力先生的夫人。她向我提供了法文《史记》的出版人、柬埔寨华人后裔潘立辉先生和汉学家班岜诺的联系方式。

    也许在一些“人肉搜索”专家那里,我的搜索能力还只能算是“菜鸟”级别,甚至未入门,但是我要说,只要达到了采访目的,我就是一个“成功者”,无需妄自菲薄。我所使用的“人肉搜索”尽管还不够曲折,戏剧性不强,但却已经是我使用通讯工具最繁复、利用最充分的一次:搜索引擎、微博、电邮和电话,各种手段齐上,最后完成了报道任务。有评价认为,在这个题材上我比国内所有同行都走得更远、谈得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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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错】 [责任编辑: 高海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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