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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理论之树”常青

2016年12月20日 16:53:08 来源: 《青年记者》杂志

    提起党报理论版,很多人的印象是:文章四平八稳、长篇大论;版面严肃有余,活泼不足。这种印象不仅一般读者有,就连许多理论版编辑也有,甚至认为理论版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应该说,这是思想认识上的误区。事实上,理论版并没有硬性的文章模式要求,没有具体的文体要求,也没有规定具体的内容。谁也没有说过党报理论版的文体和内容必须如何如何,但是时间长了,就无形中将以往的文体和内容、形式等固化、程式化起来,成为一种思维定势,成为一种束缚。记得十几年前我正准备入行做理论版编辑时,身边就有热心人问我:理论文章还有人看吗?委婉一点的就说:理论太“曲高和寡”了吧?老实说,当时我自己也感到含糊。但我在接触到北京日报《理论周刊》之后,发现这里另有天地。尽管当时的《理论周刊》刚创刊两年多,但它紧扣北京日报主要面向普通机关干部、市民的特点,将四个版面延展为“大理论”范畴,既有理论阐释、理论研究,也有学术进展、热点分析,甚至包括了文史、读书等领域的内容,所刊发的文章在具有思想性、理论性的同时,兼具学术性、现实性、可读性和实用性,突破了传统理论版的局限,达到了杂花生树的效果。“权威前沿、联系实际、贴近读者、创新可读”,是《理论周刊》的突出特色。我打心底里赞同《理论周刊》的办刊理念,并愿意为之奋斗,就这样一直工作到今天。下面我就把从前辈老师和同事那里学到的办刊理念,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谈点体会。

    树立“名家意识”,跟着大专家找好选题

    要想做好理论宣传,编辑的眼光就要盯着理论大家、理论名家。为什么呢?我们都知道,广告宣传讲求“名人效应”,其实,理论宣传也有名人、名家效应。同样的文章,普通人写,可能没人看;名家写了,读者可能就要浏览一遍,甚至认真看一看。而且名家写的文章往往视野广、观点新、说理透、写法活,不负读者的厚望。正因为如此,《理论周刊》从创刊开始就把请名家撰稿作为实施“一流战略”、打造“精品工程”的重点。经过多年不懈努力,费孝通、于光远、吴江、季羡林、任继愈、龚育之、陆学艺、郑必坚、许嘉璐、李君如、王梦奎、厉以宁、吴敬琏、吴树青、刘国光、卫兴华、周有光、戴逸、李忠杰、冷溶、魏杰、叶小文、梁衡等一大批名家都成了《理论周刊》的铁杆作者。

    堪称大师级的学者季羡林、任继愈先生,生前十分关心《理论周刊》。季羡林先生在有了关于中国文化的新看法后,虽然年事已高,仍及时写来稿件《论东西文化的互补关系》;任继愈先生在接到我们通过习五一教授转送的关于无神论宣传的约稿要求后,因眼疾无法亲自动笔,就通过口述让助手帮助整理,整理完后,助手再一字一句地念,按照任先生的意见改,最终写成《理直气壮地宣传科学无神论》一文。我在听到习教授讲述稿件写作经过后,深为任先生这种不辞辛劳传播科学理论且认真负责的态度感动。这篇文章篇幅不长,只有2000多字,但直指社会上存在的一个普遍现象:近年来,一些巫术、迷信和伪科学等消极文化沉渣泛起。而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对科学无神论的宣传和研究,却有弱化之势,有的对宣传无神论心存顾虑,也有的把宣传无神论与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对立起来,甚至有的地方出现“有神论有人讲,无神论无人讲”的状况。文章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鲜明地提出:宣传无神论,与《宪法》中规定的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与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并不矛盾,要理直气壮地宣传无神论。

    党史党建方面的名家也很关注支持《理论周刊》。比如,胡绳先生给《理论周刊》文史版题写版名,一直沿用至今。参与编辑《邓小平文选》三卷并多次参与党代会报告起草工作的郑必坚、龚育之同志是党史大家、理论大家,他们提供的理论文章,站得高,讲得深,把握得准。关于编辑工作,龚育之同志还给《理论周刊》提过很高明的意见。

    经济学家厉以宁,人称“厉股份”,他的很多主张都对改革产生了重大影响。每次向他约稿,他都在百忙中支持。前几年,全球笼罩在金融危机的阴影之中,中国经济形势虽有所好转,但普通民众仍感觉中国经济形势和走势都不很明朗。厉以宁在《理论周刊》发表《我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几个判断》,文章分析很到位,有读者打电话说,读完此文,建立了对中国经济的信心。此文发表后,他又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其观点就是建立在此文基础之上的。厉教授不光研究经济,还善写诗词,出版过诗集。在向他约稿时,他一下子给我传真过来十几首,后来我们陆续选登了一些。经济学家刘国光,现已90多岁,他的很多理论观点也对改革开放产生了重大影响,也曾多次给《理论周刊》赐稿支持。

    抓住了大专家、好作者,就能比较容易地抓住好选题。这是做好理论版的一个捷径。大量国内一流或知名专家学者的加入,使《理论周刊》刊发了大量一流的文章,从而跃上了一个较高的层面。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理论名家成就了《理论周刊》。

    树立“读者意识”,引导专家写读者爱看的文章

    做好理论宣传,编辑心里还要装着读者,要有“读者意识”。习近平同志在视察《解放军报》时说:“读者在哪里,受众在哪里,宣传报道的触角就要伸向哪里,宣传思想工作的着力点和落脚点就要放在哪里。”这就鲜明地强调了宣传报道应有的“读者意识”。

    “读者意识”不是一句空话。《理论周刊》有一句口号:“宁负作者不负读者。”就是说,作者写来的文章,如果不符合读者需要,达不到刊发要求,我们宁可不发。我们的“读者意识”还体现在选题、约稿、编稿的全过程。我们试图通过编发稿件做到:读者感兴趣的问题给以准确回答;读者头脑中模糊困惑的地方加以解释;读者有不理性的情绪加以疏解引导;读者认识失误的地方给予及时纠偏勘误,有的放矢,按需供给。

    在策划、选题、约稿、编稿时,编辑先问自己三个问题:读者需要不需要?读者懂不懂?读者喜欢不喜欢?比如,前段时间古装剧《芈月传》热播,秦宣太后这位历史上的女强人成为人们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当然,文艺作品虚构一些情节和故事,在所难免。那么历史上真实的秦宣太后到底是什么样的?读者很需要这方面的史海钩沉类文章。我们策划之前也做了一些调查,搜集到了很多报纸的解读文章,这些文章大都是记者采写,里面受访专家的只言片语很不解渴,我们就想请权威专家写篇详细的述评文章,这就是《理论周刊》后来发表的《历史上真实的芈月——秦宣太后》,作者是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秦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徐卫民教授。文章刊发后,网络转载甚广,影响很大。大约一个月以后,我们在《光明日报》上又读到了王子今教授的同题材文章《秦史的宣太后时代》,可见此话题之受读者关注,同行是有共识的。

    “读不懂”是我们经常会听到的读者对理论文章的一种反映。所以,在日常办报中,我们把“读懂”作为工作的第一要义。“演讲体”“大白话体”是我们的口头禅。即便大专家来了,我们也要求“真佛只说家常话”,说老百姓的话。这样的理论宣传才可能入心入脑。

    散文家、新闻出版总署原副署长、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梁衡近年来给《理论周刊》写稿很勤。他的史论文章《我们该怎样做人、做官、做文》,就是“演讲体”,紧扣当下的官风、世风、文风,激浊扬清。文章见报后,深受读者欢迎,不少单位请他去做专题报告,上至省级干部学习班、总政机关学习班,下至市民大讲堂,从北京到外地,先后讲了十多场。中南海里机关干部学习,还将此文和他在《理论周刊》上发表的另一篇文章《实事求是纵横谈》复印,人手一份。他的文章《二死其身的忠臣彭德怀》见报后,原志愿军总部的一位老同志通过编辑部找到他,提供了更详细的材料,希望他继续研究彭德怀。这篇文章和《警惕学习的异化》都被《新华文摘》等转载。他说:“想不到《理论周刊》为我鼓起这么大的风浪。”

    树立“精品意识”,用小文章讲大道理

    要想做好理论宣传,光有“名家意识”“读者意识”还不够,还要有“精品意识”。

    文章写了就是要让别人看的。没人看,就没有任何传播效果。人们不愿意看理论文章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文章长而空。尽管中央一再强调改文风,文章要短实新,但理论文章长而空的通病普遍存在而且长期存在,久治不愈。我们提倡的一个革新思路就是“写有观点的文章”“大专家写小文章,写精粹文章”,以此来提高作品的能量密度,精细化办报,实现打造理论精品的目标。

    “名家茶座”栏目就是我们落实“大专家写小文章”战略的一个落脚点。栏目的宗旨是请各学科一流专家学者,从细微处入手,以专业的理论和专家的眼光来解读各种社会现象和现实问题。文章要娓娓而谈,轻松道来,不仅有理论的厚重和深刻,更有理论的轻松与活泼,让读者见微知著,于轻松处得到启迪,于细微处体验思想的魅力。文字优美,观点鲜明,是其一大特色。在快节奏的今天,这种短小可读的文章很受读者欢迎。比如已故理论家吴江同志的《思想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汤一介先生的《我为什么没有成为哲学家》等都曾引起很大反响。

    我们还开设了很多专发短小文章的栏目,比如《老一辈的智慧》,刊发千字文,有时三五百字,谈我们党及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中的老一辈在处理革命和建设问题时表现出来的思想和智慧,许多内容对当今仍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由于文章短小精悍,思想性、可读性强,社会影响非常大,被《报刊文摘》《文摘报》等广泛转载。网络转载更是不计其数,有的网站的个别栏目几乎被我们的文章给“承包”了。有的报纸因为同一版面转载我们多篇文章,只好其中一篇署明出自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别的就写转载自某网站,其实也是我们刊发的文章。

    树立“创新意识”,让“理论之树”常青

    《理论周刊》在创刊之初就确立了“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座右铭,不丢老祖宗,又要讲新话,在办报中力求人无我有、人有我新、人新我更新。

    “老祖宗不能丢”,是邓小平同志提出并强调的一个重要观点。同时,他主张要“讲新话”。邓小平同志讲,“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习近平同志也强调,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有新思路、新举措、新语言,力求思想深刻、富有新意”,要“创造鼓励讲真话、提倡讲新话的宽松环境”。不丢老祖宗,又要“讲新话”,在坚持的基础上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自身发展规律的。

    首先是选题要新。一是立足前沿,从社会热点中挖掘新选题。比如,前些年文化问题很受人们关注。文化上出问题,体现在社会领域就是价值观的迷失、生活目标的迷茫和人际关系的冷漠。文化建设究竟该怎么搞?问题出在哪里?很多人都有这种困惑。我通过了解,知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的许嘉璐同志对此颇有研究,就通过各种渠道与他联络,最终请他写成了《当前文化问题的症结在哪里》这篇重头文章。文章刊出后,好评不断。《新华文摘》2006年第15期全文转载了此文。后来,许嘉璐同志还在一篇回忆性的文章中专门谈了此文的影响:“2007年,《羊城晚报》首席记者樊克宁在采访我时专门提到这篇文章,并引述了其中的观点。一年以后,中央党校的《学习时报》又以访谈形式发表了此文。后来我注意到一些外地的杂志也有转载。网络上的转载多得无法统计。后来有多个地方邀请我去讲座,专谈文化问题。可见此文影响之广,也可由此看出北京日报《理论周刊》的巨大影响力和辐射力。”二是依托学界,从理论学术新成果中挖掘新选题。理论版是讲理的地方,但也得有学术支撑,这样才能增加理论厚度。这就要密切追踪学界最新动态,宣传学术研究最新成果。比如,甲午海战中方伯谦究竟是不是临阵脱逃,一直没有定论。前一阵子有人专门出书认为方并不是临阵脱逃,而且提出了所谓新发现的史料证据。于是我就请研究甲午战争的权威专家山东社科院的戚其章先生撰写了《方伯谦甲午海战临阵脱逃真相考实》这篇长文,文章引用多方资料进行了扎实的论证,史论结合,有可读性,有说服力,刊发后影响很大。类似的文章还有一大批,如《南京大屠杀首犯何以逃脱极刑》《〈满江红·怒发冲冠〉究竟是不是岳飞的作品》等。

    其次是呈现方式要新。这包括两方面:一是精心提炼标题,但又不做“标题党”。比如,《中国发展道路成功的真正秘密》《中国能够实行什么样的民主》,都不是作者的原标题。如果按原标题发,就不“抓人”,一篇好文章可能就埋没在文海中了。我们反复研读文章找“点”,最终确定了上述标题。文章刊发后引起了较大反响。二是精心加工稿件,按照“搞文摘”的精神编稿,精华留下,水分去掉。我们所编发的稿件,除了极少数外,绝大部分在刊发前都要“动手术”,有的几乎就是拿原来的文章做材料重新写。正是这种严格要求,保证了刊发文章的高质量。很多同志不太理解《理论周刊》编辑的工作状况,觉得一个星期一个编辑就编一个版、几篇文章,怎么会那么忙?其实,只要看看作者的原稿和我们刊发的定稿,就能明白编辑的艰辛。

    再次是版式要新,这包括文章体裁新、栏目新等。理论版给人的一般印象就是发大块文章,黑压压一片,形式比较单一、冗长,可读性差。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理论周刊》不断设计新的版面格局,并随时调整和创设新专版、新专栏,始终保持一种“日日新,又日新”、常读常新的态势。目前已经创设出“新论”“学习与答疑”“文史”“读书”“话题”“茶话”“争鸣”“前沿调查”“学界万象”“参考文选”“读后随感”“特稿”“北京策论”“党史”等十余个板块。

    歌德名著《浮士德》中有句话:“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其实,理论的灰色只是相对于生活和实践而言的,就理论自身来说,它也应该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而不是僵死的。也就是说,理论也应该是常青的。《理论周刊》这些年走过的路,就是一条致力于使“理论之树”常青的路。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身处这样的时代,党报理论版有义务团结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使报纸理论版这个理论的大花园中“理论之树”常青、“理论之花”盛开。(作者:刘立志 北京日报编委、理论部主任) 

【纠错】 [责任编辑: 高海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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