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 > > 正文

翟俊杰:用长征精神讲好中国故事

2016年06月08日 09:24:25 来源: 光明日报

  人物简介

  翟俊杰,1941年10月生,河南开封人,八一电影制片厂国家一级导演,主要作品有《血战台儿庄》《长征》《我的长征》等,多次获得中国电影金鸡奖、华表奖、百花奖、解放军文艺大奖、中国电视飞天奖、金鹰奖等,2005年获“国家有突出贡献电影艺术家”荣誉称号。

  【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 文艺名家讲故事】

  他是中国“第四代”导演的代表,对电影有着自己的独特见解;他是中国红色军旅电影的探索者,从《血战台儿庄》到三拍长征故事,不断创新、突破、超越;他是演艺界的孝子,多次“带着”母亲拍电影……本期《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文艺名家讲故事》栏目对话八一电影制片厂国家一级导演翟俊杰。

  古典诗词让我从另一个角度理解电影

  1941年,我出生在河南开封一个书香人家。我的祖母是中国传统的劳动妇女,在夏天乘凉的晚上,她经常给我讲《杨家将》《包青天》等中国传统故事。我的祖父是女子师范的国文教师,我4岁就开始跟着祖父学习背诵古文,《孔雀东南飞》《木兰辞》等大量古代文学经典都是那个时候记下来的。70年过去了,这些古代经典我几乎还能倒背如流。受家庭教育的影响,我一生都对优秀传统文化深深地着迷。

  从事电影拍摄工作后,我发现,中国古典诗词里包含了很多电影元素。比如“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宛如一个镜头融入另一个镜头的“叠化”效果;“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恰似电影中“升”的镜头运用;几乎人人能口诵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简直就是一个微型电影的分镜头剧本,把构图影像、光调色调、情境气氛、人物感情都勾画出来了。电影是个舶来品,来到中国才100多年,而中国古典诗词中所蕴含的这些电影表现手法,我认为是一种“艺理相通”,这种“艺理相通”是联系文艺领域各个门类的共同纽带,值得好好学习借鉴。

  战火洗礼让我更加懂得感恩和责任

  1958年,我揣着一本祖父抄写装订的文摘,考入河南人民广播电台学习无线电专业。1959年,我参军当上文艺兵,挎包里装着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员的自我修养》,奔赴遥远的喜马拉雅风雪高原。我经历了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在战场上,文艺兵也要参与掩埋烈士、押送俘虏、站岗放哨。需要演出时,我们就在雪地、草原、哨所、阵地为藏族同胞和战士们表演节目。晚上,我们就在羊圈、马厩或汽车轱辘底下睡觉。

  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我们远远看到一股浓烟飘上天空。大家摸索着前进,走近了才发现,浓烟是边防五团副团长乘坐的小吉普车燃烧产生的,车已经被烧得不成样子,不远处的土丘上有很多弹壳,副团长他们被敌人伏击牺牲了。当时我们没有像现在影视剧里表现出的那般嘶吼、号啕,但保卫祖国边疆的决心在心里更加坚定。

  再后来,我考取解放军艺术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解放军报社做记者、编辑,我常深入到部队的最基层,进一步加深了我对军队、对国防的理解。1976年,我成为八一电影制片厂的一员。

  这些经历都是生活赋予我的积累,为我以后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感恩生活,感恩部队,感恩这个伟大的时代,也更明白了自己的责任。

  三拍长征是我最大的骄傲

  战争题材电影是电影的一个重要类型。我一直钟爱这个题材,先后拍摄了《血战台儿庄》《七战七捷》《大决战》等。值得一提的是,我曾经三次拍摄关于长征的电影,每一次拍摄我都力求做到:创新、突破、超越。

  第一次拍长征,是30年前的电影《金沙水拍》。我试图通过讲述长征途中毛泽东以及他身边人的故事,营造一种悲壮色彩。影片一开始就是毛泽东和贺子珍在长征路上生了一个孩子,他们忍痛将孩子寄托在老乡家。同时,贺子珍的小弟贺敏仁也参加了长征。贺子珍为了掩护战友身负重伤。贺敏仁心疼姐姐,跑到寺庙里拿了几块铜板买酥油,想给姐姐补充一下营养。但是铁的纪律不允许这样的行为,最后贺敏仁被执行枪决……我认为,重大历史题材电影,绝不是战史的简单描述,而是在历史资料基础上的艺术加工。

  第二次拍长征,是20年前的电影《长征》。我选择诗意化的表现风格,全景式地展现波澜壮阔、悲壮感人的岁月。在音乐上,我采用“声画对立”的手法,惨烈的场面出现的是凄美的《十送红军》歌曲,我还把这首歌的最后一句词做了改动:“问一声亲人红军,此一去西征何时才回还?”绝大多数战士在长征途中倒下,永远回不来了。这种“声画对立”引起人们丰富的艺术联想。

  第三次拍长征是前些年的电影《我的长征》。这一次,电影的男主人公是一位十几岁的红军小战士,他的家人、战友都在长征的不同阶段倒下了,他历经艰苦,最终成长为一名优秀战士。这是一部红军战士的成长史,更是长征精神的集中体现。

  这三部长征作品的创作过程,实际上是我自己理解和发扬长征精神的过程。创作出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三者有机统一的艺术作品,是我的职责。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我还有意四拍长征故事。我曾多次到井冈山、瑞金等革命根据地采风,希望获得更多灵感、更多故事,实现创新突破。

  “带着”母亲拍电影

  在拍电影《大决战》前,我的父亲已经病重。我在临出发前给他磕了个头。父亲说,忠孝不能两全。母亲说,公家的事儿再小也是大事儿,家里的事儿再大也是小事儿。我听了父母的话很感动,洒泪出发了。到达拍摄地后,我就连续收到家里发来的三封电报:“父病重速归”“父病危速归”“父病故速归”。组织上批给我三天假,让我回去送送父亲。父亲遗体火化后,我把一点骨灰放在一个小盒子里随身携带,晚上就放在枕边。

  父亲去世后,我更加珍惜母亲健在的日子。早年母亲行动还方便的时候,我为了多陪伴母亲,每次拍戏都自掏腰包“带着”她。我在拍摄现场指挥,母亲就坐在我旁边观看。我的分镜头剧本,母亲是第一读者,有时她还会跟我说:“这个镜头,好像用近景比较好吧?”看到母亲健康地陪在自己身边,就算什么话都不说,我也是心安的。

  因为对父母的孝行,我被评为第一届中国演艺界“十大孝子”。我经常告诫儿女: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不孝之人不可交,对于孝道的推崇已经深深地融入了我们一家人的血液里。

  拥抱生活才能拥有好故事

  文艺工作者不能高高在上,只有深入基层、深入生活,才能获得最真实、最动人的故事。我曾经到赣南红色苏区采风,听说了一位老奶奶的故事。这位老奶奶和丈夫结婚后第二天,丈夫就随着红军大部队长征了。后来,她的丈夫牺牲在长征路上,但老奶奶坚信丈夫一定会回来,一直在等待丈夫回来,直到去世。我亲自参与了这部专题片的编写录制,并给这部片子起名为《红土地上的望夫石》。老奶奶盼夫归的形象,就像是红土地上伫立的石刻雕像。这个故事就是从生活中来的,如果不深入基层,可能连片名都想不出来。

  我拍军事题材电影的时候,经常告诉演员,不管是扮演八路军还是红军,都要实地去体验艰苦的生活。真正接触那里的环境后,强烈的反差本身可以让演员更加理解、更加靠近所扮演的人物。

  很多人问我,对年轻导演、编剧、演员有怎样的期望?我期望年青一代的影视工作者,能真正坚守中华文化,热烈拥抱现实生活,同时汲取先进的电影艺术理念,把国产电影、电视剧拍得更加精彩,不但服务于祖国和人民,而且能够更好地走出去,向世界艺术化地讲述我们中国的精彩故事。(中国文明网、光明网记者根据访谈整理)

【纠错】 [责任编辑: 高海英 ]
新华炫闻客户端下载

相关稿件

010020111200000000000000011199861354214941